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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语言学发展阶段简介
摘要:俄罗斯文化语言学是俄罗斯语言学中的显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创立、继承、发展三个阶段,即语言国情学,关于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模式的研究阶段,个性的语言文化研究阶段。它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语言学;语言国情学;言语交际
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俄罗斯语言学一直是一支生力军,对人类语言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一、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创立阶段——语言国情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语言学摆脱了结构主义的束缚,不再满足对作为一个封闭静态的语言结构系统的分析和描写,转而重视研究“语境中的语言”和“运用中的语言”。语言学研究逐渐由语言转向言语、由形式转向意义(知识)、由结构转向功能、由描写转向阐释(认知)。
语言国情学(几H H r B 0 C’p a H 0 B e耳ex n c)正是在这一宏观理论背景下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的。在微观研究方面,语言国情学的核心其实是语义问题。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语义学实际上已经从意义过渡到知识的研究(Kapay n o z,t988)。语言国情学正是把语义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研究的代表陸学科之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词语、句子或语篇中的民族文化语义(Hau H 0 H a/I L H 0一“y兀b T y p HLI n K 0 M n o H e H T)o
语言国情学是科斯托马罗夫(B,r,K o c’o u ap o。)与维列夏金(E,M,B e p c IU a r x n)开创的。1971年在《国情与对外俄语教学专题讨论会)上,科斯托马罗夫与维列夏金提出了把语言国情列为同语音、语法、词汇、修辞并驾齐驱的第五个学科和用俄语讲授语言国情知识的观点。语言国情学这一术语最早用在科斯托马罗夫与维列夏金合写的《对外俄语教学中国情方面的语言学问题)一书(1971),但直到70年代末,人们对这一术语还感到很陌生。1972年在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语言国情专题讨论会,会上宣读的主要论文被选人《国情知识与对外俄语教学》论文集。
1973年,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总部设在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建立了专门的语言国情学部,自此语言国情学成为该协会以后历届世界大会的固定议题,其学术刊物《国外俄语教学》还开辟有专栏介绍语言国情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继承阶段——关千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模式的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的政治动荡、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引发了人们对事物、现象的重新思考和认识。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继续沿用语言国情学理论宣传苏联文化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并且语言国情学长期以来忽视语言自身文化性的状况也迫使俄罗斯学者对这门学科的出路和发展方向进行新的思考与探讨。
言语行为模式是就广义而言的,既体现在全人类层面,又体现在单独的社会形式和民族文化层面,而各民族又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个人层面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团体之中。因为不同民族对同种行为的完成方式各异,所以在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掌握模式化的社会经验。掌握模式化的社会经验成为对外俄语教学的目的之一。
对外俄语教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化及其在语言中的体现,并在教学中得到了具体实施。语言国情学和与其相关的对外俄语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为解决教学和学生个性发展的基本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一领域的宽泛性,语言国情学还未能研究言语活动的所有民族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模式。
1993年至1996年,俄罗斯文化语言学(语言国情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体现这一突破的代表著作是普罗霍罗夫(D,E,n p o x o p o。)的《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模式及其在对外俄语教学中的作用》(。o“’”‘““‘ ‘o U“‘“y”‘’y p““‘ C T c pc o’HⅡLI H H x P o JI b 。 o 6 y q e H H H p y Cc K o My兄3 LI K y H H o C T P a H u e B》)。普罗霍罗夫不再限于词汇文化语义内涵的研究,而是将视野扩展到言语行为(言语交往)方面,他在广泛运用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学等各新兴分支学科以及文化学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不同文化的人所拥有的“民族文化模式”各具特色,他还考察了选择言语行为的民族文化模式的一般原则并将所研究的模式加以分类。普罗霍罗夫是在相对宏观的角度上研究语言国情学。
三、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发展阶段——个性的语言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依靠理论思想不断推陈出新,语言国情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一些自身固有的矛盾无法克服,研究者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思索“语言国情学是什么”、“什么才是它的研究对象”、“该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出于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理解,语言国情学朝着两个主要方向向前发展:一是语言学家(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文化学家和语言教学法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有意将语言国情学整合到各自学科下作它们的一个分支,赋予其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文化学和教学法理论与语言国情学作为对外俄语教学一个方面的普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987年放德萨会议成为语言国情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语言国情学先天固有的内在矛盾得到了充分暴露和集中展现。其研究对象已经失去了边界,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语言国情学”的致命缺陷恰恰在于它内涵上的不足性却被强行赋予了全兼容的特质研究者为解决术语界限不清带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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