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诵读元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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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诵读元典的意义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 2012年第12期



我们对元典的诵读和躬行，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发现、唤醒这种状态，纠正我们的一切妄想和偏执

文／刘波

刘波，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国家二级美术师。全国青联委员。

发表论文、随笔、诗词联语等三十余万字。出版个人专著九部。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画展并在上海、太原、石家庄、郑州、哈尔滨、天津、温哥华、特拉维夫等地讲学并举办个人画展。考察访问国内外上百所博物馆、艺术馆，进行佛教美术和中西艺术的研究和比较。

对于当代大部分的青年而言，古代的经典诸如《论语》、《道德经》、《庄子》、《楚辞》等除了零星篇章见诸课本之外，对于元典，大都没有机会接触。因为我们比之古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付，学生时期也有太多的科目需要我们花费精力，能够接触一点片段，已经十分难得了，元典的诵读，对大多数青年人而言，不啻是一种苛求。

这种情形固然是因为现代人需要掌握的技能、知识量大大增加，而我们的精力又实在有限，个人只能根据兴趣去接触一些元典。但另外也说明我们对于自己传统的典籍重视不够。重视不够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给学生准备的经典诵读量少，另外就是诵读的选择也出于种种原因，不尽然是古代的经典。举一个例子，杜甫历代公认的最好的诗如《秋兴八首》、《北征》等，都不在学生课本的选择范围。而曾经学过的课本里的杜诗，还有像《三吏》、《三别》这样的“现实主义”而艺术水准不太高的题材。

经典的数量不会太大，否则我们对于经典的标准就太宽泛了。《道德经》、《论语》等都不是大块头。对于元典的阐释、争论千万倍于元典本身。我们不少的时间花费在别人解读的经典上，而殊不知这些内容，大体都带有解释者个人的因素。任何一种语言和表达，都有其特定的语境。《论语》产生时期的中国社会型态如何？孔子对于不同对象而阐释“仁”的内涵之间的差异，对于一个概念的前后不同表述等等这些方面，只有通过直接接触元典，从整体上把握圣贤的意旨，庶几可以有一个比较接近本体的了解。如果断章取义、或者人云亦云，难免不会和先贤的本意产生龃龉。

读诵元典，另外一个需要做的，就是“知行合一”。先贤创说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的感受全部来自自己的体验。孔子心目中的“仁”和一般人的不同，依据他个人的身体力行和对周围的观察、感悟而来，而一般人都没有孔子的智慧和体验，往往从一己的偏见出发来解读经典，出现种种的错讹自属难免。比如一个“孝”的概念，每个人大概都知道，可如果没有身体力行，就不是真知。“修身”的概念，包含了不仅仅是读书明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体悟和积累，一个天性质朴的人，比较接近“仁”的状态，而一个天性质朴的人，也一定比较接近“道”，他内心体悟到了也不一定说出来。我们对元典的诵读和躬行，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发现、唤醒这种状态，纠正我们的一切妄想和偏执。

与后来的现代汉语有所不同，中国古典语言文字，是一个自足、完备的体系。不熟悉这种语言方式，直接诵读元典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古代汉语看似模糊的表达方式，自有其简赅而周赡的准确。这种语言和中国古代不重思辨、推理而特重感发、悟性的思想方式相表里，给想象和感悟留下很大的空间。《论语》、《庄子》、《五灯会元》等经典，我们最好用陶渊明在


《五柳先生传》里所讲的“不求甚解”的方式来阅读。一个人的阅读视野是随着个人的阅历、心性等随时改变的，如果经典的意旨，我们读一次就完全把握了，那也就不能称其为经典。经典对人心的摄受力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佛经、《圣经》还是儒家、道家经典，不都是两千多年而历久弥新吗？在中国古代元典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极而言之的说法（例如《庄子》）、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说法（例如《五灯会元》）、比喻的手法更是所在皆有。只有在通读、细读、精读元典的过程中，才能慢慢体会透过语言而传达出来（或者不能言传）的那种微妙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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