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义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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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义之辩

七

大抵是因为《孟子》开头便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论述，古往今来关于利义之辩一直未曾停歇。有人认为孟子是只谈义不谈利的，也有人认为孟子是既谈义又谈利的。其实翻看《孟子》这一本书，谈到过义，也谈到过利，只不过说“义”远多于说“利”，但未出现过“利义”或“义利”这样的概念。

舍利只取义的这种看法，在细读《孟子》后，发现孟子并非如此，他也重视“利”的，《孟子》中发表了很多对“利”有益的见解。孟子的理想是建立大一统的王道乐土，王道的根本是行仁政，而仁政的基础是民众的利益。所谓利义论的“利”指的更多是民生问题，是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而这个“义”则指出君王们从政必须以民生为重，帝王本身就君临天下，更不应为了一己私利而舍百姓之义。

在1.1章和12.4章中，孟子都说出了“何必曰利？”这样的话。这两章中的话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上下交相利，就危险了；如果上下交相义，就太平了。这更说明在对于君王的利义之交中，孟子是倾向于“义”的。在《孟子》13章中，有“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么一句话，说的就是利己与利天下的差别。同样是说了一个利字，但含义却是不同的，从而反映出孟子对“利”的态度并非偏执一端的，关键是看，这个利是为了谁，如果这个利是为了“利天下”，那么是可以的。宋牼要以“利”去游说秦楚的君王，孟子认为这是上下交相利，这里对墨子的以利为天下却持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君王的私利，一个是天下的公利，在公利与私利之间，孟子赞同公利的。


例如孟子对齐宣王说：“省刑罚，薄税敛”，当然这话是出于公心，为了民众，齐王如能做到，这也是为了民众的公。作为君王少取一点利，这就是公。那么君王的“利”减少了，让出来的利，当然为民众所受惠了。所以对孟子来说，他不知疲倦地游说君王要重义轻利，其实是针对君王的过分利益而说的。孟子不反对民众的利益，甚至不反对君王适度的利益，只要这个利益是有益于民众的，孟子也是认可的。但他反对过度的私利，如君王的暴政骤敛。对于君王这种过度的私利，孟子就要说，你们应当重义轻利，为人民群众着想。如果一个民众也不顾义而追求过度的利，像盗跖那样的人，对于这种人孟子当然也要反对的。

我们在高中时便学过孟子的这番话“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说君王施行仁政，不敛财不为私利，那么天下之人从官吏、农民、商贾、行旅，甚至告状之人都会不请自来。因为想做官的就是那些“士”人，能在王道仁政下受到尊贤使能的际遇，可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么国家也就强大了。那君王对于百姓要施以仁义，为百姓谋利，百姓才会回以礼义。现在的资产使百姓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畜妻子，所以不是百姓不想讲礼义，而是百姓为谋生操劳，实在没有时间来讲礼义。如果百姓有了恒产，基本的利益得到保障，那么才能国家稳定。

所以在孟子的礼义论中，当人民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是无法苛求他们去讲仁义这样的原则的，首先是要能生活，能活下来。虽然人人都有道德之端，但迫于生存，是无暇顾及这些东西的。对于人民如此的艰难困苦，孟子提出君王


应当实行仁政，这就是说“义”，可见“义”是对君王官吏说的，要让民众不仅能求得生存，还要能够发展，这就是“义”，君王手握天下，官吏月有俸禄，已经不存在物质上的生存问题了，所以要以仁义使民众都能有基本的生存，所以这个仁义是对君王讲的。

当然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不讲义的。是在通过对君王说义，以推行仁政，然后使民众得利，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地，能衣帛吃肉。在有了生活保障后，就可以办学校，对民众进行教育，使民众知道孝悌之义。也就是说对人民群众也是要讲道义的，但是要在仁政条件下，生活得到了保障，然后通过教育，使大家知书达礼，这时就是讲仁义的时候了。

孟子说“民为贵”不是空谈，在利义论中其实都可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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