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四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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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


是用经学的办法而不是史学的办法来解释历史，考实很重要考意更重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实现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参看过去的制度演变等，所以他们所作的东西都是以小见大，以全新的东西来反观制度史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是参考研究思路，所以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所作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导，他们的共性是都在试图摆脱传统、旧的史学研究的框架之下研究，力图求变。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样的一种观念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有冲突，经常受到排挤，费孝通提倡多元一体的发展观念；打破地域向外扩展的观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王明珂先生的研究英雄祖先和兄弟传说，在中国除了中原王朝核心地域之外，还有其他地域的发展；打破上古时代人化的观念，人化即把古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变成历史上的真人，《尚书·尧典》是最早的人化的体现，宋明两朝乐于塑造上古圣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确立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出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顾颉刚先生的观念对于后世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好的，从具体的批判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过去传统的方面的漏洞。

五岳、五镇、四海、四湖

四、政治史范式下的社会史研究：20世纪50-80年代

和民国早期的研究有区别，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在20世纪上半叶由社会史大论战还在延续 社会发展史

“五朵金花”与社会史研究：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古史分期问题（最热烈，实际上是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是当年的社会史大论战问题的延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个大问题，总体来讲侧重于后面。涉及到多种学科 奴变运动与清军入关以后江南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研究》

社会史是什么？

概念诸说：冯尔康、乔志强的历史学分支说，认为社会史是史学中的专门学科；陈旭麓、张静如的通史说；张研等得综合史说，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变迁的综合，不同于第二种说法，这三个概念是社会学的概念，并不是史学中的概念，类似于国际中的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认为社会史是史学的分支学科，但不是同老一辈的简单的研究社会生活、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的学科；杨念群的中层理论说，《中层理论》，所谓中层理论并不是单纯的针对社会史阐发的，但是可以以此为视角来看社会史，是说过去在历史学界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常常提出一些宏大理论，但是这样的理论不利于社会学的指导，把所有的历史学实践纳入到历史学的框架中进行阐释无疑都是失败的，虽然有一种结论出来，但是并不能容纳历史的多样性，在过去历史的解释确实通常是这样一种做法，或者完全回避理论的问题，只重视考证完全不对历史进行解释，“研究平台”体现为一种不大不小的具体的理论概括模式，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论平台上进行研究、交流，这样的理论属于一种中层的理论，例如研究现代化，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亦或是经济学家都可以就此问题在现代化这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理论也是舶来品，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其中学者默顿提出理论后经过人们的发挥“range”，但是并不是适用于四海，很多种理论的使用范围都是有限的、适度的，在赵世瑜看来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可操作性理论，要把社会史的概念放到一种中层理论上来理解，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社会史是关于穷人、关于下层人的历史；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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