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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史学思想从史家方面略论钱穆的史学观
关于治史，钱穆有一套自己的史学思想，他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①既然这样，我们研究钱穆的史学思想，需要注意其史学思想背后的人格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穆对史家的要求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故他对史家的要求也是其人格精神的体现。他认为史家须要兼备史才、史识和史德三项条件，便可在历史领域内有卓越的造就。文章将着重从史家方面略论钱穆的史学思想，希望有助于理解钱穆的史学精神。
首先，我们可以从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来了解钱穆对史家之史德的一些要求。史学家是和历史著作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书背后必有其人。钱穆以班固与司马迁都著史之事道出了对史家之要求：其一，钱穆引用了班固和司马迁都继承父业著史而对继承父业著史是否说明的例子，叙述了对史家诚信的要求，他佩服太史公的人格，说“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 ；其二，钱穆引用了班固与司马迁在各自著作里叙事和议论方面的例子，说明了对史家的见识与人格修养的要求。从这可以知道，钱穆希望史家能如太史公一样“重仁义与守节，肯正直与叙杀身成仁之为美”。
其次，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了解钱穆对史家、史才与史识的一些要求。他认为史家在史学中需要做到考史、论史和著史。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著史，即是历史须由人写出来。他认为历史可分为旧史新写和增写新史两个方面，并认为史家必须在重视得志成功和有所表现的人物的同时，还需重视历史上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所表现的人。后者尽管未在事功上取得成功或有所表现，但他们的心志却有所表现，以见他们之时代。史家须知“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干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而且，作为一个史家，必须要有承担现实的责任感，对历史上许多不得志或无所表现的人物，
予以理解之同情，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便可知晓我们的历史使命。其二，史家做学问时，不能只看重材料，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而且史家贵在创作，且创作时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不能老是参考材料。其三，史家需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有自信心，增强对中国历史的自豪感。就是说史家须要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深情与敬意，而不是悲观、否定甚至诋毁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其一无是处。就像他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中所说的：“若我们能对‘民族自尊’、‘文化自信’有一种觉悟，有一转机，我总认为不仅对自己国家民族，乃至对世界人类前途，我们的复兴与文化运动该有其贡献。”文化乃全部历史之整体，因而史家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来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这也是史家的使命所在。史家的自信又从何处来？钱穆认为可从中国悠久历史中获得自信。譬如，我们可从中国的政治史（如宰相制度、制度等）中知晓中国政治的伟大之处。
最后，正如钱穆所说：“文史之学背后，则每有一种艺术存在，或说精神存在，所以我们读文史方面每一书，必定要读到此书背后之人。”那么钱穆的著作背后有一个活的钱穆存在。钱穆著作中对研究历史者的要求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要求的体现呢？他的著作有相当大的意义存在，其中对史家的要求不仅是他以身作则的表现，还是因他怀有士大夫的自觉精神与高贵梦想的体现。钱穆推崇儒家，热爱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及注重其德行等都体现在对史家的具体要求上。钱穆以承担现实的迫切感与责任感担负起保天下的责任，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钱穆是一位贤人，他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以自己的意志来使自己有所表现。 在史才、史识、史德三个方面，笔者认为钱穆更重视史家的“史德”。德行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的重视程度使钱穆受到很大影响。在史家著作中，德行势必会赋予其内涵与精神。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重视史德便是重视做人。史家重视史德，产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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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