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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嗜卿。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的扩充了词的内容容量,也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人,词至柳永,体制始备。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面向大众。一改文人词的创作套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形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另外,柳永还多方面的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能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的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的铺叙延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示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柳永将词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多重时间结构。在空间结构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与铺陈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柳永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而且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还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拓展。柳永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的影响甚大。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了柳永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永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收了小令的含蓄慰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永词脱胎。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永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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