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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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墓前

连续二十多天三十几度的高温使地面烘热干裂得都快要炸开了，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给自己燥热的身体降温：空调，风扇，凉水澡，冰镇啤酒和雪糕，还有大街上流行的各种颜色的透明纱巾和斗篷，连人家贵妇人们饲养的宠物狗也都趴在地上伸出舌头不想起来。城市的一切好像都被太阳炙烤的懒洋洋的。燥热乏力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老天能有一场凉丝丝的甘霖降临人间啊！

真是天随人愿，晚上，果然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令人惊奇的凉爽可人的透雨。于是，疲劳的人们便睡了一个好觉。及至清早起来，天上依然似乎还有雨点滴落下来，哦，真是好爽好爽啊！这场夏雨不仅给干涸的大地带来了雨露滋润，而且给焦躁不安的人们带来了夏日些许的慰籍和快意，这充沛的及时雨，在干旱少雨的渭北旱塬，真是来得难能可贵，可歌可赞。 就在党的七一生日的前夕，六月二十七日，新区作家协会组织家在新区附近的二十多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位于耀州区与新区连接地带的刘家河村，开展了一次凭吊和祭奠革命先烈刘林圃烈士的活动。在七一前举办这样的活动，无疑是一场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积极现实意义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对我们思想活跃的年轻文学爱好者来说，真是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我作为新区作协的一员，能参加这样一次极富教育意义的活动，真是三生有幸，万分激动。我们的活动安排是这样子的：先在沮河社区听取有关刘林圃烈士的事迹介绍，然后参观瞻仰烈士生前生活和书写革命文章的旧居，再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默哀凭吊，寄托哀思，敬献致辞，为烈士墓冢培土除草，然后再召开座谈会，请原中央军委秘书、铜川市党史办主任、退休老干部郭志文同志讲烈士的逸闻趣事和陕甘地下党和红军的故事。通过听讲和介绍，我们了解到，刘林圃烈士原来是陕西耀县人，他的家乡就在现今沮河社区一组的刘家河村，他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上过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要职，一九三二年秋，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刘林圃烈士幼年丧父，十二岁起就读于耀县石人庙小学和县立高小，与原中顾委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为一前一后的同学。后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辍学回家。一九二五年随一个旧军官到河南开封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二军胡景翼部当团部书记官，部队转战到直隶省时任营部军需官。一九二七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长沙）分校（又称黄埔三分校或长沙分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组织派往直隶省滦县、唐山、天津等地开展秘密的工运和兵运工作，在发动革命暴动和游行示威活动时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宁死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后经友人营救出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随即回到家乡耀县。在耀县他积极寻找当地党组织，于一九三一年经张仲良、杨在泉同志介绍并经上级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家乡秘密开展农民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刘林圃烈士在家乡写了《满洲问题与中国》的政论文章，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九三二年一月，通过同学关系到中共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驻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看望谢子长等友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交谈和耳闻目睹，他很快发现这支新成立的革命军队里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回去后即向中共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意见书》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名称有些“灰色”，旗帜不够鲜明，建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称谓是我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的红军游击队的称谓。这份《意见书》后经张仲良同志阅后将它送交渭北特委，并请渭北特委转交省委。省委在研究后完全同意刘林圃同志的建议，并决定改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了该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亲赴耀县，并通过张仲良同志找到刘林圃面谈，


他赞扬《意见书》写得好，并将刘调至中共陕西省委任秘书长兼军委秘书。刘到省委军委工作后，十分关心陕甘游击队的建设，积极协助省委选派党员干部去充实陕甘游击队；还多次派人为游击队送文件、情报和物资，在西安热情接待向省委和军委请示汇报工作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刘志丹等人 ，积极帮助解决游击队伤病员的医疗困难。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又被中共陕西省委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派往陕西凤县双石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一道共同领导了著名的两当起义（也称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失败后，刘由乾县辗转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详细汇报了兵变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并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刘在省委军委负责组织工作，协助省委筹划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还调派一批党员到驻在陕甘的杨虎城部和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 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的一天， 刘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前的阅报栏看报时，被叛徒发现告密遭捕，押往军法处。军法处施以酷刑要他供出省委的机密。他义正辞严地说：“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要我叛党是痴心妄想! ”并怒骂法官的愚蠢和叛徒的无耻。国民党军警无计可施，最后以“山东匪首张庆云”的名义，于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将刘押赴西安习武园杀害。刑前，刘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烈士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倾听着老干部和家人对烈士的事迹介绍，瞻仰着烈士生前住过的已经坍塌荒芜面目全非的窑洞，又随大家一起到烈士的墓前敬献花圈、默哀致辞、培土缅怀，不禁使我感慨满怀，思绪万千。整整一个上午，这样一些问题总在我的脑际萦绕着挥之不去：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在敌人的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下，甘冒生命的危险不计任何报酬地去从事革命的在当时反动政府认为是造反的工作？他们为何能视死如归，抛头颅撒热血，面对敌人的屠刀毫无畏惧、毫不示弱地从事革命工作？他们的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干劲？他们真的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吗？第二，今天我们重温先烈的光辉事迹，缅怀先烈的遗志，开展这样一系列的纪念学习活动目的是为的什么？是为学习而学习，为活动而活动吗？我们搞这些事情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抬眼看烈士墓冢之前，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坟地，山坡上、半路里，还有城市建设和农人生活的垃圾，烈士的不大的坟堆看上去也是新培的生土，高高的墓碑也是近几年才竖立起来，我们曾经是怎样地遗忘了先烈们，以致先烈们的坟墓处在这一片荒芜之中。听人讲，这座烈士的小墓里其实并没有烈士的骨殖，当年国民党杀害烈士的时候曾将他的头颅割下来高高地悬挂在西安的北城门楼上，枭首示众，谁也没有办法把他的遗体运回家，而他的所有亲属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捕杀，只是若干年后，其后人才在西安掩埋烈士的荒冢中挖得一掊黄土，将这一掊黄土带回家，安葬于此。这土墓里埋藏的就是一瓶从荒冢中拿回来的一掊黄土！故人长已已，斯人徒伤悲，这很小的一堆土显然是烈士的一个衣冠冢。

我一直在想：我们缅怀烈士也好，纪念烈士也好，修葺烈士的墓地和旧居也好，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图一个形式吗？为了图一个好看吗？显然不是！革命的先烈那样年轻就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三头六臂或者果真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而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有主义！这才是他们一切力量的源泉！而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有这样崇高和美好的信仰吗？有这样崇高和美好的理想吗？有这样坚贞的信念和主义吗？„„我们的理想和动机里有没有个人的成分？我们的思想和信念还如此纯粹吗？我们的思想觉悟和思想境界还如此高尚如此洁白无暇吗？ 我们究竟要向先烈们学习些什么？

烈士已长眠于地下久矣，而他们的事业却未竟！我们应该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习先烈的精神，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无愧于党的事业和党员称号的真正的大写的人！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领导干部们，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请在金钱和官位的召唤面前，站稳立场，做一个大写的人吧！


就在我们为烈士扫墓的当儿，天上又下起一阵小雨，这凉爽的小雨仿佛是在为烈士降温洗尘，又仿佛专门要洗去凡人俗子的庸俗的足迹！啊，我想：这烈士墓前清澈的雨水哪里是一场清凉的雨水哟，她简直就是一剂洁白清凉的心灵洗涤剂！ 它是烈士用他的眼泪在洗涤着我们肮脏而自私的灵魂！

人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在纪念建党八十八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和凭吊烈士刘林圃同志，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这样的反思：

烈士所理想的未来我们为他们实现了吗？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烈士信念中所拥护和期待的吗？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得起牺牲的革命烈士？

雨还在下，已有人打起了漂亮的雨伞，而我任凭雨水在脸上冲刷，我觉得一阵快意，一阵豪爽！我在心里默念着：革命的烈士啊，您安息吧，革命的事业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您的死没有白瞎，我们的党自有解决自身疾瘤的良法！我们的党依然健壮伟大！

刘林圃烈士永垂不朽！ 刘林圃烈士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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