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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卢玮銮(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将近百年过后,萧红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她小说般爱情的戏剧性,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置身其中不同寻常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一重戏剧张力。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将萧红写作的时代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分析的英国18世纪之前相比较。“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
不是女性的历史。”她认为,“非凡的妇女之产生有赖于普通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般妇女的平均生活条件——她子女的数目、是否有自己的钱财、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帮助赡养家庭、是否雇用仆人、是否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只有当我们能够估计普通妇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时,我们才能说明,那非凡的妇女,以一位作家而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伍尔夫的推理是,只有在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都发生无数变化的时代,才有妇女写的小说出现。“在15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拖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以伍尔夫的分析来看萧红,她是一个创作的奇迹。在短短的30年间,萧红走过了英国妇女300年里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8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呼兰、哈尔滨、北平、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她都经历了多次搬家。我们试图沿着这条轨迹,身临其境去重现萧红的人生,去体察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的情感和命运。当然,这条路线不可能在短短两周内走完,我们只能选取其中几个关键节点,从北向南,从呼兰,到哈尔滨,再赴上海,最后去香港。寻访发现,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和萧红有过交集甚至同时代的人都很难找到了,大部分地理遗迹也都面目全非了。纵然如此,我们辗转走访下来,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8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更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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