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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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 唯心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 社会观察 22页)随后1957年7月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以及政治活动的影响，马寅初的观点从开始被赞赏到后来被公开批斗,计划生育的事又被放下，人口又继续没有节制的增长。

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已超过7亿,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受挫的现实，使得政府看到了实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但“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的工作停滞不前,人口又盲目地增长着.196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8亿。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醒“70年代人口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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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同年6月周恩来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问题，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10亿，比1949年几乎翻了一倍,这只用了30年时间。198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分别只有477。6元和191.3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和61。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更加缓慢。

但是50—70年代之间增长的人口并不都是负担,他们为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仅从人口的消费性功能来说,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供应紧张以及人口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将超过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前景，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矛盾，进而进一步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新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瞿商，赵俊红）

1979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3亿多人口。中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转变。（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改变与经济增长,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由于人口增长不快，人口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直接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合理，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教育程度都提高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由于毛泽东时代快速增长的巨量人口，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减少了依赖于成年劳动人口的子女数量，因此，非生产性的抚养人群比重较低,从而使总人口数中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产生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人口红利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进而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龄大大推迟，更有不愿生育的女性。加上物价的上涨，孩子的养育成本提高，这也限制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发达国家低生育率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育率也远远低于全国水平,随后在这些大城市就出现了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紧缺的现象.此时大多数家庭出现一个年轻人抚养4个老人的现象，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养老保险，老年人的医疗，社会负担的加重，现在每个60岁以上老年人差不多有5个20—59岁的纳税人,如果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未来20年，比例将从目前的5：1变成2：1。这样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所以急需改变“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

1996年韩国废除了计划生育，并在不久后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妇女生育率仍延续了以往下降的趋势。韩国的经验表明:生育率下降趋势一旦形成,便会形成很强的惯性，要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仅需要刺激生育政策，还需要足够的时间.韩国的经验与教训非常中国吸取.（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陈友华）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公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标志着控制人口政策从限制性的“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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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整一方面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缓解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两大现状，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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