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典论·论文》“大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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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典论·论文》“大业”说

作者：陈晓云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3年第5期



陈晓云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051）

摘要：文坛上在评议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似乎都以“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来论述。《典论·论文》主要解决了文人修养中的两个问题：克服文人相轻的陋习和认识立言的重要性。但在认识“立言”重要性的基础上，曹丕阐述了可以名之为“大业”说的思想。

关键词：《典论·论文》；建安文学比较；“大业”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164-02

《典论·论文》主要解决了文人修养中的两个问题：克服文人相轻的陋习和认识立言的重要性。但在认识“立言”重要性的基础上，曹丕阐述了可以名之为“大业”说的思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段话比较抽象，然而仔细推敲，这段话自有它丰富和具有光辉的意义。我们平常所说的“立言”、“言”，乃指自成一家之说，属于现在所说的学术。而曹丕所说的文章则不然，它属于真正地文学辞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不简单的。

在汉代，辞赋除用于歌功颂德外，相当于游戏。那个时代的一些文人学士对于辞赋也发出了微薄的言论，如杨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等。而曹丕第一个突破了传统观念的藩篱，把辞赋提高到与“立德”、“立功”并列的地位，从而敲响了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钟声。

但是，曹丕上述话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如果要联系这段话的针对性，从中可以看出“平原兄弟”的蛛丝马迹，也看到这一文艺思想斗争中如何交织着政治上的权位斗争。曹丕的这段话有明显的针对性，针对的乃是表现于《与杨德祖书》中曹植的关于辞赋小道的思想。根据考查，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可以确定写于建安二十一年。杨修复书题为《答临淄侯笺》，当之此信写于曹植为临淄侯时，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作于建安二十二年他被立为魏太子后。有《魏书》说得很清楚：“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朝书曰：‘生有七尺之行，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轮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吾倦……”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如何针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的。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曾就辞赋的社会作用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又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候，犹庶几戳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而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针对此信“辞赋小道”思想的。我们还不难发现，曹丕的《典论·论文》，不仅在辞赋的社会作用问题上与曹植针锋相对，就是在对“文人相轻”的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的。曹丕与曹植都是曹操继室卞氏所生，是两个很有资格争夺太子地位的人。从年纪上来看，曹丕年长占有优势，然而唯才是举的曹操，似乎并不遵奉立嫡立长的这一套，又因为曹植很有才情下笔成章，每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别宠爱，曾几次想把他立为太子。如此形势，曹植就有点踌躇满志了。“戳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今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功绩，辞颂为君子哉。”就是曹植心理状况的流露。而曹丕则是一个


颇有心计的人，它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对手的弱点来制造自己的优势。《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向人民透露：“正当‘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时候，他却御之艺术，矫情自饰了”。从而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宫人左右并为之悦”，曹丕终于战胜了表面优势的曹植，于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魏太子。然而太子的确定并不等于王位斗争的最后结束，只要对手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再兴斗争。曹操与曹丕都曾在立过太子后，从消除隐患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曹操来说，他在建安二十四年秋，把曹植最重要的帮手杨修杀掉了；从曹丕来说，他也丝毫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在曹操死后，立即诛丁议，并把曹植其他几个帮手也都杀掉了。《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引《魏书》所记载的此项诏书说：“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此后又多次改变曹植的封地，不使曹植有一个可靠的根据地。此外，还不顾曹植的一再苦苦哀求，不让他到朝廷来出任官职。《本传》记载曹植就是在曹丕如此严密的防范中“常汲汲不还，遂发疾薨”的，死时年仅41岁。由此可知曹植作品中为何有“相煎何太急”的诗句了。在那时、那地写那样内容的《典论·论文》，既能饥渴表彰自己，又可打击对手，岂不是一箭双雕吗？

以上是按照论世知人的原则，指出了含寓于《典论·论文》中“大业”说的政治和个人的因素。然而，曹丕的这一思想以及它所针对的曹植的“小道”说，作为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两种对立的认识，它的意义主要不系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系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的发展起什么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可以看到，虽然“大业”说并非无瑕，“小道”说也如上述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言论，或如鲁迅所言“大概是违心之论”吧。“大业”说却要较“小道”说更为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后来萧纲在《答张瓒谢示集》中也把杨雄和曹植联系在一起批评：“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为君子，非为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其实，曹植的“小道”说和杨雄的“雕虫”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杨雄的“雕虫”说包括了对汉赋现状和作者倡优般地位的不满，尚有积极的成分；而曹植的“小道”说产生于辉煌的建安文学时期，他的文艺思想中也有不少可贵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韩湖初.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刘学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析[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甄微.曹丕《典论·论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作者简介：陈晓云（1958-），女，安徽安庆人，文学学士，硕士研究生，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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