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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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认识

乌克兰危机从2013年11月开始，到2014年9月基本结束，而其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在谈认识之前，我们应当先了解这件事情的始末。

一：事件始末

事件始于2013年11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内阁意外宣布，暂停与欧盟联合协议的准备工作，将转而与俄罗斯加强经贸联系。此举引发了国内亲欧的反对派的不满，引发了国内的抗议游行，并且反对派执意要求总统下台。到了2014年2月，抗议不断升级，引发了数千人参与的暴乱，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逃往俄国，同时乌克兰国内确立了5月为新一届的总统选举日。2014年3月，俄国介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事务中，宣布将出动军队来保证当地俄语民众的安全。同时宣布将会因为乌克兰所拖欠的债务而终止对于乌克兰的天然气优惠，并且讨要160亿美元的债务。同月，克里米亚——乌克兰空军基地宣布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领导，引发了顿涅兹克州与卢甘斯克州的先后独立。4月，基辅当局开始动用军事力量来镇压几个发生暴乱的州。克里米亚公投结果使得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此后大大小小的伤亡事件时有发生。

2014年7月，美国联手欧盟开始介入乌克兰危机，对俄国进行经济制裁。8月，俄国也开始了反制裁。9月，乌克兰内部也逐渐趋于平静。

本次乌克兰危机中所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乌克兰自身了。外务缠身，内政混乱，股票暴跌，使得原本就不怎么样的乌克兰的经济雪上加霜。而俄国与美欧双方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危机爆发原因

乌克兰的内部的西部主要语言为乌克兰语，东部的主要语言为俄语；西部为乌克兰族，东部为俄罗斯族。这就导致了乌克兰东西差异大。在苏联时期，因为苏联本身就是众多国家的联合体，乌克兰内部的这些差异就不值一提了；但是苏联解体后，这样的差异开始显现出问题了。西部人口多，想搞总统制，比较有利；而东部州多，想搞议会制，比较有利。双方互持不下，僵持了很久，所以1991年独立之后过了好几年才搞出一个宪法，并且在宪法里也没有说明到底采取何种制度。过去橙色革命之前是搞总统制，橙色革命以后改到议会制，后来亚努科维奇上台以后又搞回总统制，这回反对派上来以后接着搞议会制，还是摇摆不定的。政治上的混乱，使得原本富饶的乌克兰慢慢走上了经济衰落的不归路。

同时政治上的混乱也是的人民群众们对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试想一个4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然有一百多个政党参加选举，能不乱吗？漫长的选举过程也使得民众对此感到反感。人民迫切希望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同时乌克兰国内的腐败也是导致暴乱的原因之一。当民众穷苦之时，与总统有关系的人全部都腰缠万贯了，更加加深了民众对于政府的厌恶感。

正因为乌克兰的大部分精力都丢在了政治上，导致国内的经济基本上是一团糟。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外汇储备就最多只能支撑2个月了。从一个能成为独联体最富有的国家的国家，到现在这种局面，完全就是因为政治混乱的缘故。西部想加入欧盟，东部想加入俄罗斯，这个矛盾已经很难调和了，和这次亚努科维奇迫于经济压力选择和俄罗斯合作相结合，于是爆发了危机。

当然仅仅只是国内自己闹腾，估计闹上个十年八年都没有什么结果；但是俄国，欧盟，美国一介入，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说白了，这基本上就是古巴危机的翻版，是代理人战争。大国的撑腰，使得乌克兰国内的两个派系越闹越大，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的局面。


虽然说克里米亚应该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克里米亚应该就是俄国的一部分，是前苏联“送”给乌克兰的。本土民众大部分说的都是俄语，而且苏联刚解体时就曾经举行过一次公投，但是当时的俄国领导人叶利钦并没有足够的胆识来收回克里米亚，仍然希望西方能够接纳俄国，于是这事情就这样压下去了。现在又被提起，在当今的政治形势下直接收回也是合情合理。所以，俄国顺势就收回了克里米亚。

从现在看来，无论亚努科维奇在是否加入欧盟这一问题上做出何种选择，都会把现有的矛盾激化。无论哪个选择都会导致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结。即使从国家利益来看，他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一样。

可以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注定的，是由政治混乱而引起的巨大的灾难。

三：认识与反思

首先，是否具有统一坚强的政治核心对国内团结至关重要。从2004年至今，街头示威在乌克兰时常出现，不仅破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地区和民族分裂的趋势越来越难以遏制。曾经富庶的“欧洲粮仓”正一步步滑向山河破碎的深渊。在此起彼伏的政治大潮中，乌克兰不乏呼风唤雨的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却没有产生能够凝聚民心、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政治力量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统治集团内讧不断，治理能力低下，对突发事件和网络动员反应迟钝，是局势不断恶化的直接诱因。

其次，选择国家的政治体制不能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乌克兰独立后，接受西方开出的转型“良方”，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改变选举制度和方式，最终的结果是直接选举使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导致国内的政治生态发展畸形，集中体现为2004年的“橙色革命”以及随后10年的政局动荡，其间两次总统选举、三次议会选举，把总统制改为议会制，都没有换来真正的稳定，反而因为组阁困难引发一次次政府危机，国内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第三，惩治腐败和改善民生的成效决定执政根基是否牢固。近些年来，乌克兰政坛丑闻不断，从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寡头政治到官员及其亲属子女的贪赃枉法，与相当数量的民众生活艰难，甚至难以获得工作机会形成鲜明对照。“透明国际”把乌克兰列为世界上“重度腐败”的50个国家之一，2012年在174个国家中清廉指数排名第144位。许多人参与示威不是因为政治取向，而是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当普通民众把个人的生活困顿都归咎于政府的政策时，这个社会很难保持应有的理性。

第四，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大国的“施舍”上。乌克兰由于战略地位特殊，是俄罗斯和西方争夺的对象，也因此得到不少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大国的“慷慨”是建立在自身的地缘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援助实际上只是要乌克兰“惟命是从”的一种工具。大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也使乌克兰的命运难以捉摸。每当形势有所转机，总有外部的不和谐声音出现，无论哪一派在台上，另外一派肯定不缺少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在这场危机之中，乌克兰人民的损失是最为严重的。动荡不安的国内形势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再次说明一点：一个强大而又安稳的政权，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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