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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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固有结论的冲击，莫过于对茅盾的评价。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和“二十世纪的别林斯基”的小说大师和理论批评家茅盾，已在重读文学名著、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受到严峻的诘难。怎样重新认识茅盾的巨大成就、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全面而科学地评价茅盾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化史、思想史、报刊史、翻译史等方面的活动及其贡献，走出低谷开创茅盾研究的新局面，建立和完善作为一门显学的茅盾学，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需长期不懈进行攻关的重大课题。虽然茅盾研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现在已走过了70多个年头，但由于茅盾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如此丰富，以致迄今为止，这一领域还有广阔的空间有待开发。

茅盾研究自50年代就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当时研究基本上是结合大中学校的现代文学教学进行的，所以以评析作品为主。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50年代中期之后，茅盾研究开始由名篇名著的评论分析向系统的综合研究发展，先后出版了五种专著：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1954）、王西彦的《论〈子夜〉》（1958）、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1959）、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路》（1959）以及艾扬的《茅盾及其〈子夜〉等分析》（1960）。这批专著突破了那种局限于作品评论的狭小格局，具有了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标志着茅盾研究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茅盾著作与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开始得到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茅盾文集》，山东师院、中山大学、上海师院相继编印了一些内部出版或油印的茅盾著译目录、年表与研究资料。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茅盾研究热潮，随着1963年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和电影《林家铺子》的运动，很快就冷却下来，到1965年，茅盾研究的发展热头已告中断，文革十年，茅盾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总的来说，前十七年的茅盾研究工作，其格局基本上处在创作道路和重点作品的研究阶段，研究范围窄，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分散，还没有完全摆脱依附于现代文学教学的局面，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另外，前十七年的茅盾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发表的30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对电影《腐蚀》和《林家铺子》的大批判文章，粗暴武断、否决一切的政治判决书式的研究流播于学界，这只能使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虽然这一时期也收获了如孙中田、樊骏、王积贤、乐黛云、何家槐、丁尔纲、胡从经、刘绶松、黄侯兴等人所写的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但应该看到,大部分评论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乃至庸俗化的偏向，茅盾研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突破。

“文革”后茅盾研究开始复苏和发展，1981年茅盾逝世后，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恢复了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与伟大革命文学家的本来面目，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茅盾研究史上的两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此次历史性评价影响深远，廓清了茅盾研究道路上的迷雾，推动茅盾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与全面展开的重要历史时期。近二十年茅盾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恢复与重评阶段（1977—1983年）。这一时期在茅盾研究领域内主要进行拨乱反正和重新评价作家作品等工作，清除文革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使茅盾研究工作重新走上正轨。虽然这个时期基础研究方面有了提高和发展，研究方法与视角有所更新，开始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可喜局面，但研究格局基本上仍处于零散而无总体规划的状态。二、发展与深化阶段（1983—1991）。1983年3月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成立，对茅盾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茅盾研究开始从零散状态向集约化发展，从无序格局向有序格局发展，从


局部向整体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预料之外的突进，茅盾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最活跃、研究成果也最丰硕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几次影响较大的学术论争：关于对《子夜》及吴荪甫形象的学术评价问题，关于茅盾与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关系，关于茅盾创作与象征主义关系问题。这些富有生气的论争表面上看来互不相让、各持一端，其实又都在互为吸收、调整，这对茅盾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国际性学术交流得到加强，通过与日本、欧美的直接对话交流，国内茅盾研究得到了新的参照系和研究视角，研究工作中呈现多方切入、纵深探索的格局，同时，国内茅盾研究也挟其强大的学术实力开始形成由内向外的渗透。三、回落下滑的阶段（1992年至今）。1991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五次茅盾研究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议，是茅盾研究自兴盛阶段逐步走入低谷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危机自8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当时茅盾研究在呈持续发展势头的同时，业已面临着内外交困和种种新的问题。随着90年代以来外部环境的困扰和商品经济大潮对纯学术研究的冲击，以及茅盾研究内部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队伍的转移与流失，研究观念和方法缺乏更新等等，茅盾研究步入了曲折与低潮时期，各类茅盾研究著作、论文、研究资料和茅盾著作的出版，呈全面锐减的趋势，甚至连《茅盾研究》会刊也因经费匮乏而中断出版。然而，困境也是一种机遇，目前坚守茅盾研究阵地的是一批经得住考验、真正潜心于此的研究者，他们为了推动茅盾研究走出低谷、迈向成熟，正在通过拓展学术视野、更新研究课题、加强科际整合等途径来多方探索，这有利于提高茅盾研究的学术品位，将来的茅盾研究的全面复兴和振起必然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的。

纵观近二十年来，茅盾研究无论从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观点与方法的更新等方面来看，均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和新的开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以来有60多种茅盾研究学术和资料著作公开出版，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种研究和评述文章多达一千六百多篇。这一时期的成果，比“文革”前半个世纪茅盾研究的各类成果要多出好几倍，其中不少属于填补空白的项目，如茅盾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文体论、茅盾与外国文学思潮流派、茅盾小说创作的综合研究、茅盾与儿童文学等专题性的论著，以及茅盾传记、年谱和书信集、词典的编纂等。

文革之后最早出现的叶子铭、庄钟庆、孙中田、唐沅、邵伯周等同志评《子夜》、《林家铺子》、《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野蔷薇》等小说以及《白杨礼赞》等散文的一些文章，大多带有重评的性质，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十年动乱期间流行的一些歪曲、否定茅盾作品的极左观点与奇谈怪论予以驳斥及澄清，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做出实绩，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格局上并没有创新突破。在前十七年产生过广泛影响、长时间以来被看作茅盾研究入门书的两本专著：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此时也相继增订出版。这两本书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批系统综合地论述茅盾文学历程的专著，对茅盾的作品与生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钩沉考证，第一次把茅盾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联系中去考察其主要成就，确定了茅盾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基本常识。这两本书的再版标志着新时期的茅盾研究起步于上一阶段研究工作的最高成就之上。80年代初我们收获了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这两本有份量的专著。把茅盾的全部创作看成一个完整体系作历史主义的连贯分析，并从中寻找其固有规律，是孙、庄两著的显要特色。由于占有材料的增加，孙、庄两著在一些方面开创新说，如孙著开拓了对散文大家茅盾的研究，庄著对以一九二五年为界来分析茅盾早期文艺观的传统提法有异议，提出一九二二年说。这两本书虽然散发新时期的气息，但是作为学术性评传来说还是显得胆识不足，写作上也倾向于历史教科书式的程式化叙述，没有树立自身鲜明的表达风格，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作家实体来。80年


代初发表的学术论文，从广度上来看，除了大量的创作评论外，开始注重对文论的研究。开放性是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得到公认，但在这个一致认识的前提下，对茅盾与进化论、自然主义和艺术社会学之关系认识仍不一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使深入发展的研究更接近于茅盾早期文艺思想发展的实际。此外，关于茅盾小说的典型人物提炼问题，关于茅盾的作家作品评论和建国后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以及儿童文学创作与神话研究等等，都有人开始涉猎。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也被引入到茅盾研究中来，例如乐黛云的《〈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和《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就是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983年之后，茅盾研究进入全盛时期，这一阶段对茅盾的传记研究开始起步，分别有以下专著：庄钟庆的《茅盾史实发微》、孔海珠、王亦龄的《茅盾的早年生活》、陆维天的《茅盾在新疆》、邵伯周的《茅盾评传》以及李广德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各家评传互为参补，使茅盾形象日趋丰满，我们对茅盾认识的多侧面与深广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其中，邵伯周的《茅盾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是一个重要收获，该书作为一本宏观整体性批评著作，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茅盾一生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活动，对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及其思想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写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历史上的茅盾。该书对建党初期茅盾政治哲学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探索与评述，对五六十年代出任文化部长时茅盾的矛盾处境与矛盾心境的剖析，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又很有说服力。随着宏观研究的加强，过去较少涉及的茅盾思想研究，包括世界观、文艺观、伦理观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已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有大量的论文已开始涉及这些领域，例如丁尔纲的《论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政治道路》与查国华的《论茅盾早期的妇女观及其他》分别就茅盾早期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及其与茅盾美学思想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展开了论述。有关的专著有叶子铭的《茅盾漫谈》、朱德发等人的《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杨健民的《论茅盾早期的文学思想》以及曹万生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等等。由于对茅盾思想进行全线开发，许多尚未清理的重要课题被提出来了，其中，关于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和文学家的茅盾的关系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1986年张光年提出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的观点，（《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完美结合》，《茅盾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鲍昌在《期待茅盾研究的新突破》的讲话中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象他那样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并不多见。”茅盾思想包括政治、伦理、文化、历史、教育乃至科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侧面，舍此，就不会有一个“主体的、完整的茅盾”，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的打开，是新时期茅盾研究改变狭小的研究格局的一次大规模突破。

茅盾的作品研究，较之其它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充分的，但主要是指小说而论，从体裁上讲，茅盾散文、杂文、诗词、童话以及神话理论的研究都显得薄弱，尚待进一步深入开发。历来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的《子夜》研究，在新时期由于研究视角、模式、方法的更新，开辟了许多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新思路，出现众声喧哗的学术争鸣局面。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社会剖析派”的分析，从思潮流派史的角度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精审地概括了这一流派所具的“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肯定了新文学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又如不少研究者从都市文学角度来立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批评。孙中田的《〈子夜〉与都市题材的小说》（《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谭桂林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都从文化生态角度对《子夜》进行了新的阐释，谭文还就“新感觉派”摹写的“酒吧文化”和《子夜》刻写的“客厅文化”的不同蕴涵进行了比较，认为《子夜》更为典型地凝结和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冲撞。姜文的《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子夜〉动机模型假说之一》（无锡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则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进行了深层心理剖析，排列了茅盾的三重情结：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和原型情结，他反对在“重


评文学史”中那种以“政治图式”说、“时事命题”说解释《子夜》的创作动机的简单化倾向，突出强调动因“多重说”。80年代末，随着现代派文学思潮汹涌而来，茅盾及其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向，成了茅盾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成了招致非议的焦点之一。一批研究者从文本分析向作家主体转移，对茅盾创作个性、审美特性和心理图式进行深入开掘，着重于探讨茅盾审美价值观中是否存在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情感与理智的对立与失衡，程度如何，怎样看待与评估的问题。王晓明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丁帆的《论茅盾早期创作的二元倾向》以及徐循华的《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和《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王晓明的论文写得最有才气，深刻精微地剖析了茅盾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就怀抱着强烈的功利欲求，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灵魂中顽强的政治热情怎样时时萌动，以致到《子夜》阶段掩抑了艺术质素的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蓝棣之认为《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的社会文献”的观点，比30年代右翼文人与60年代至70年代港台海外学者否定《子夜》的一些说法走得更远，虽然不无偏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指出了理性对于茅盾艺术个性的束缚（《上海文化》1989年第3期）。关于吴荪甫形象的学术评价问题引起了争论。吴荪甫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形象是否具有两面性问题，针对王瑶、唐弢、邵伯周等同志的传统评价，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赵开泉坚持吴荪甫是“反动资本家”典型（《试论吴荪甫的形象》，《茅盾研究》第1辑），冯镇魁则提出对吴荪甫形象再评价，认为吴是一个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悲剧性人物或失败的英雄人物（《一个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资本家：吴荪甫形象的再评价》，《茅盾研究》第1辑）。茅盾小说创作与象征主义的关系也是争论的热点之一，王功亮、丁帆撰写《论茅盾小说创作的象征色彩》一文，提出茅盾小说创作中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和塑造象征主义形象问题，不仅认为《追求》是一部象征主义小说，而且茅盾早期小说中有许多“象征性人物”，李庆信对此持不同见解，认为茅盾小说中象征主义只是一种修辞格（《小说的象征形态》，《四川文学》1991年第4期）。在茅盾小说研究领域，既有对茅盾小说的美学特征、时代性、社会性、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历史贡献的宏观研究，也有对茅盾小说的具体作品及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具体人物的描绘、艺术构思与情节结构等的微观考察，除了对《蚀》、《子夜》等茅盾的代表作品继续进行探讨外，许多论文的触角伸向了茅盾一些不很著名甚至有争议的小说，如《锻炼》、《多角关系》、《路》、《三人行》、《走上岗位》、《少年印刷工》、《野蔷薇》等。

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课题在新时期研究中蓬勃展开，这实际上是个比较研究题目，但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相对落后，因而就研究方式与性质而言属于“接受与影响研究”一派的居多，不过，对作为受体的茅盾自身固有的文化品格及其立足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土壤，研究者普遍能加以注意并予以深入开掘。对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黎舟的《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历程》（《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及杨健民的《茅盾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理论》（《论茅盾早期的文学思想》，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作了仔细的梳理。茅盾还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开拓者之一，过去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应有的注意，1983年发表的孙昌熙、孙慎之的《茅盾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文第一次系统介绍了新文学运动初期茅盾在比较文学方面的理论观点（《文史哲》1983年第5期），到后来李岫的论文《茅盾——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已上升到综评性质，系统论述了茅盾对比较文学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对新文学思想方向和创作方法的影响。1984年李岫推出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撰写的论著《茅盾比较研究论稿》，突破了几十年来一直在社会学框架内徘徊的研究格局。关于茅盾所受外国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对此进行总体探讨的有黎舟、阙国虬的论文《茅盾与外国文艺思潮流派》，认为茅盾以理性的态度对外来文艺思潮进行广泛而又有重点的吸收、改制（《文艺研究》1983年第6期），而丁柏铨则认为早期茅盾的文艺思想是充满矛盾的，其中有自然主义、表象主


义、写实主义等杂多的成分，这恰恰是由于茅盾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理解消化不深刻的原因。（〈茅盾早期美学思想评议〉，〈社科信息〉1989年第8期）80年代中期，关于茅盾与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关系曾有一场论争，黎舟的《论茅盾早期提倡新浪漫主义与介绍自然主义》，王中忱的《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丁帆、罗钢、徐学、费勇等青年学者的参与讨论，使这次学术争论显得较有生气。茅盾小说创作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大量论文涉及了茅盾与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思潮及与左拉、托尔斯泰、司各特、大仲马、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家的文化渊源关系及创造性择取。其中，以茅盾与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论文数量最多，成果也最为显著。丁亚平、孙慎之、翟耀、吴承诚、陈幼学等人的文章可为代表。另外，对《子夜》与左拉小说《金钱》的比较是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翟秋白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子夜》曾受左拉《金钱》影响的观点，新时期研究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曾广灿首先发难，认为《子夜》与《金钱》是“两个国度，两个时代，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子夜〉与〈金钱〉》，《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邵伯周也持此论，但将《子夜》与《金钱》都列为现实主义作品（《两部成就不同的现实主义小说——〈子夜〉与〈金钱〉的比较》，《茅盾研究》第1辑），张明亮则认为“翟秋白高度概括的论述是极为严肃和精辟的”，《子夜》是“带着”而非“全受”《金钱》的影响。（《〈子夜〉与〈金钱〉比较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3年第3期）其实，茅盾创作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本来就是多元的，孙中田的《〈子夜〉与外国文学的因缘》就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单向探源上，而是对这部现代文学杰作所受外来影响作多向性的深入考察，既分别具体阐明了托尔斯泰、左拉、辛克莱等作家的创作对《子夜》的影响，又精辟地分析了《子夜》在创造性背离中所体现的独异风彩（《北方论丛》1986年第3期）。对茅盾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双向考察研究的论文有：邵伯周的《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叶子铭的《茅盾：创造新时代的文学》以及吴福辉的《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结中把握传统——茅盾的民族文学借鉴体系》等，这些论文都属于宏观研究范畴，大气包举，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对作为著名新文学批评家茅盾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历来较少注意，缺乏系统探讨，新时期以来有较大突破。茅盾留下庞大的理论批评遗产，总数不下五百万字，对此进行系统清理的专著有罗宗义的《茅盾文艺批评》一书，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探源》列有茅盾专章、专节，在宏观意义上指出了茅盾的批评理论与实践对促进传统印象批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茅盾批评观念、手法、模式及其内在矛盾性，并对其得失作出评判，此外，丁亚平的《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以及邵伯周的《茅盾评传》都对茅盾文艺批评演进轨迹作了详尽周密的分析。关于茅盾的文艺批评建树，出现从文学批评史角度阐明茅盾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超过鲁迅的大批评家的观点，吴国群则持论谨慎，他的《试论茅盾的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宏观价值》则具体而微地指出茅盾文艺批评所具有的恢宏气度和深遂识见，正是其批评价值所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90年代之后出版了4种茅盾传记研究专著：李标晶的《茅盾传》、叶子铭的《梦回星移——茅盾晚年生活见闻》、钟桂松的《茅盾与故乡》及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茅盾创作研究依然占有极大分额，孙中田的《〈子夜〉的艺术世界》、党秀臣的《〈子夜〉的人物和艺术世界》注重回到文本的深入开掘，丁茂远的《茅盾诗词鉴赏》的出版使这一长期薄弱的环节得到加强。关于茅盾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如史瑶、王嘉良、钱诚一、骆寒超的《茅盾文艺美学思想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及李标晶的《茅盾文体论初探》（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均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另外，关于茅盾研究的研究的著作也出现了，如邱文治、韩银庭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和李广德的《茅盾学论稿》，两书都显示出研究的力度与深度。总的来说，90年代之后的茅盾研究虽然仍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已无复80年代时的活跃与辉煌。


新时期“文学现代化”观念的提出，出现批评标准和研究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性转换：从政治层面转到了历史的、美学的局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这使长期以来受制于此的茅盾研究走出新天地，研究视野和思路得到极大的拓展，茅盾本人及他的文学道路与文学业绩，被放到广泛的世界联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理解和定位。另外，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新方法热和科际整合热深刻地影响了茅盾研究，在这两股强劲浪潮的推动之下，茅盾研究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趋势，传记批评、比较批评、鉴赏批评、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叙事学批评等等，不一而足，又都以其所专擅，从不同角度掘进研究对象，使整体研究日趋丰富深刻。

近二十年的茅盾研究确是有了长足进展，队伍扩大、成果纷涌、水准大增，但进入90年代以来，昂扬的发展态势不能继续保持，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除了种种客观因素外，也跟茅盾研究的特殊性有关，对茅盾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影响极其深远的文化巨人，并不是一次性探索便可穷其奥秘，所以，观念与方法要不断更新，思维方式与研究视野要不断开拓，并努力造成一个宽松的不同观点与方法平等讨论与争鸣的学术环境，才能推进茅盾研究全面深入的发展，而现在的研究界由于存在了一些权威说法、经典意识，便显得谨慎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缺乏生机勃勃的活力，难免路子越走越窄。

1984年丁尔纲在《茅盾研究的突破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的一系列尚待开发、尚待深入的课题，(《嘉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84年增刊第1—9页)近十几年来学界并未交出完满的答卷。茅盾思想研究今后仍要加强，特别是茅盾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研究，要从各学科门类的多方面多层次开掘推进，脱离开对作为思想家的茅盾的整体深度把握，是难以真正理解和认识茅盾的，这一方面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与较为成熟的鲁迅思想及发展道路研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对解放后作为政府文化部门和文艺界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茅盾的生存处境和复杂心态如何把握，怎样看待《夜读偶记》的功过得失，这些问题也是研究界较少涉及的，这与禁区多、背景材料复杂有关，虽然丁尔纲、邵伯周等研究者已在这个领域有了一定探索，但还有很大的有待开发的空间。另外，茅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也较为薄弱，对茅盾编订、选注中国古典名著（如《中国寓言初编》、《庄子》选注、《淮南子》选注、《楚辞》选注、《红楼梦》节编等）的研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目前茅盾研究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把自身的研究和当前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结合起来的问题，茅盾研究无法如鲁迅研究一样形成与当前社会人生对话的态势，如何总结茅盾及其同时代人参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为今天提供一个参照系，这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而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关于与“鲁迅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茅盾传统”的研究，这个突入到整个现代文学史现象中去深刻讨论的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文化巨人茅盾的研究领域还极为广阔，已有的许多研究成果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也许还需要一代人花费毕生精力才能取得与茅盾的建树相称的研究成绩。






郭沫若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郭沫若是唯一一个其文学创作贯穿了“五四”、“大革命”、“革命文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七年”、“文化大革命”直至“科学的春天” 全过程的现代中国作家，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众多领域都处于开拓者的地位，有多方面的重大建树。由于郭沫若的创作与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同步性及其参予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多方位性，他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曲折变迁和丰富内涵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面对郭沫若为我们留下的一千多万字的庞大文化遗产，积极开展对郭沫若及其著作的研究，意义极为重大。 建国五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郭沫若的研究，大略而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诗歌、历史剧和前期思想发展。前十七年中，各类的郭沫若研究文章共发表三百多篇。在诗歌方面，楼栖的专著《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是当时郭沫若诗歌研究一个总结式的著作。该书力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评论郭沫若的《女神》等诗集及其诗歌创作道路、前期世界观和文艺观，虽然存在“分析不深，论述不透”的毛病，但它毕竟提高了郭沫若诗歌研究的理论水平。对《女神》的时代精神进行发掘是当时的研究热点，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作家出版社，1962年）中第一个对30年前闻一多的著名观点提出修正，抛弃了闻一多所概括的《女神》的时代精神中的“动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等，只凸显《女神》中的反抗精神、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臧克家、严家炎等研究者也多持此论，这体现了50年代时代风气的巨大影响，郭沫若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少人涉及。 在历史剧方面，1958年陈瘦竹发表专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在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郭沫若所写的历史剧，主要都是悲剧”的论点，并就其美学意义进行了探讨。后来他又发表《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一文，进一步阐发这一论点，并追溯郭沫若悲剧观念的来源。1959年，随着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的发表以及稍后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的推出，在全国范围的史学界和文学界引发了热烈论争，开始兴起了重评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而形成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探讨的高潮。在这场群众性的大讨论中，历史界比文学界进行得更为广泛和深入，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文学界主要集中讨论了历史剧创作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建立，许多大学集中编撰现代文学史教材，在这些吸纳了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中，郭沫若被列为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个“专章”作家，被定位为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戏剧家。相对而言，《女神》的研究最为充分，认为“《女神》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成为共识（《中国现代文学史》，复旦大学本上册，第157页）。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郭沫若研究的总体水平并不太高，主要表现为研究格局狭窄，研究方法陈旧单一，多是从单纯的社会学观点出发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等弊病，所以文章虽多，大都为重复性研究，真正推动郭沫若研究发展的文章并不多。尽管如此，一代学人的合力发挥，毕竟使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研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有些优秀论文对当时社会学笼罩之下的学术研究有所突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张光年的论文《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诗刊》1957年1月号），第一次从郭沫若的美学个性和美学追求方面来研究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标志着五六十年代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最高水平。

十年动乱，郭沫若研究基本处于停止状态。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对郭沫若作了全面、科学的定评，郭沫若研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整个人文科学飞跃前进的带动下，以1979年10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为标志，郭


沫若研究开始跨上了一个新的学术层级，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研究景观。近二十年来，郭沫若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有三个主要标志：一、学术、资料著作和学术论文获得大面积丰收。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有90多种郭沫若研究学术和资料著作公开出版，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种研究和评述文章多达二千一百余篇。二、发表郭沫若研究成果的“阵地”不断地扩大且立足稳固，有力推动了郭沫若研究的持续开展，须知，这种坚守是在《鲁迅研究》停刊、《茅盾研究》中断多年的形势之下进行的。三、学术活动积极、频繁。中国郭沫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很可能是学术活动组织得最积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团体之一。四川、山东的郭沫若研究会也几乎每年举办学术会议。近二十年来，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水准在不断提升，研究领域由原来的诗歌、历史剧和前期思想扩展到包括郭沫若创作和历史学术著作在内的各个方面，由单向视角的局部分析过渡到全方位的总体研究。研究成果由单篇散论发展为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研究方法和角度也有发展，从单纯社会学观点的研究路数，逐渐转变为文学主体性的研究和多元研究，注意从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性去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做文学复归的工作。研究者的立场也从感情的景仰走向理智的反思，从敏感于郭沫若领导人身份欲说还休到基于自身独立思考作客观评判。然而，虽然郭沫若研究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进步，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深邃性和当代性仍显得不够，研究方式和操作术语也缺乏独立的内在规定性，尚未健全一套属于郭沫若研究自身的诗学范畴和逻辑语汇。大多数的学界研究者们认为，郭沫若研究迄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尚未成熟的领域，还有着朝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的很大余地。

新时期郭沫若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末）是郭沫若研究由中断到恢复并走向全面、深入、系统的时期。解禁之后的这一研究领域众多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各具异彩，但富有标新立异的气魄、敢于冲破传统评论模式实现三级超越的专著作者不多见，一些专著彼此交叉重复的论题、观点、材料较多。这个十年出现几次影响较大的学术论争：关于泛神论、关于“为艺术而艺术”、关于《李白与杜甫》、关于《甲申三百年祭》以及郭沫若的历史剧问题及他在抗战时期文化活动的指导思想问题。这一系列论争使郭沫若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某些问题上取得突破，或者开拓了新领域，或者填补了若干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起步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下“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革命高潮中，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思想革命成了一些学者无法绕过的思考前提，另外，邓小平同志富有权威性的悼词中把郭沫若作为“旗帜”对待，把他和鲁迅的地位相提并论，从而，作为现代中国思想革命主将的鲁迅成为郭沫若研究中一把无形的尺子。整个八十年代，“圈内”和“圈外”的研究者普遍存在“以鲁视郭”的研究倾向，这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偏颇，鲁迅研究范式并不适合套用在与之迥异的郭沫若身上，对郭沫若自身丰富的感性生命内涵进行深入发掘，成了较为薄弱的环节。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今）郭沫若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多视角的综合透视，一步步尽量还原郭沫若。一批富有反思精神和宏阔视野的年轻学者崛起，他们从一系列全新的角度重新返观郭沫若，为郭沫若研究带来新气象。在1992年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前后，大批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发表，出现了更具规模并寻求更大学术突破的研究态势。这个十年出现以下研究动态：一、出现了具有学科交叉渗透性的综合研究，这其中，以史学与艺术、文学与史学以及美学与史学、文学的综合研究最具代表性。二、比较研究展开。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对20世纪学人的比较研究在深入进行，这其中，以郭沫若与胡适、陈寅恪、钱穆的比较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从中外文化的对比中把握郭沫若的文化心态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课题。三，郭沫若个性特色与内心世界的探索。恢复丰富、驳杂、充满矛盾的郭沫若精神原貌是研究中的难点与热点，这是一个非常鲜活而有弹性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增添疑点，愈来愈超出郭沫若本身的范围，而趋向于现代中国文化现象与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等复杂问题。这个十年的郭沫若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仍没有象鲁迅研究那样建


立作为一个元学科（而不是专题研究）的自身的系统性，作为“百科全书巨人”的郭沫若被分割在各自孤立的研究领域内，研究者们纠缠具体观点的多，进行宏观统摄、综合考察的少。 近二十年来关于郭沫若思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很多。“泛神论”历来是研究郭沫若思想发展和《女神》的一个关键问题，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陈永志在1979年发表的《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一文是对这一课题的巨大推进，该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发展论”三方面把握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基本内容，考察郭沫若前期诗歌创作在诸多方面所受“泛神论”思想的深入影响（《文学评论丛刊》第2辑）。但有些研究者持有异议，认为郭沫若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正的“泛神论”者，如孙党伯的《关于郭沫若和泛神论的关系问题》一文不受郭沫若本人对泛神论理解和说明的文字牵制，清醒地指出郭沫若早期思想中误解和任意发挥“泛神论”的部分（《郭沫若研究》第6辑）。黄曼君的《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一文发现了经过“人文化”中介进入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五四时期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为郭沫若驳杂的泛神论增添了新的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2期）。到后来姜铮的《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一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中，作者冲破向来认为“泛神论”是郭沫若的诗人宇宙观的定位，将“泛神论”澄清为一种诗人人格学，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这一课题。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具有极大的矛盾性，尤其表现为文艺的“无目的性”与“社会使命”之间的自我相违，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这一矛盾根源的追溯，其中较有突破的是黄侯兴和蔡震。黄侯兴认为这一现象是根于郭沫若艺术功利观与政治功利观之间的矛盾（《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蔡震则从郭沫若“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心态予以阐释，认为这是郭沫若自我本位意识与社会忧患意识的冲突所致，以至最后后者压倒前者，郭沫若从张扬文艺“无目的”到肯定“文艺是宣传的利器”，从不愿做到甘心做革命的“留声机”（《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还有人认为这是郭沫若理论思辩模式与实践行为模式不统一的缘故。其实，现代中国作家的文艺思想几乎都带有“二元论”特征，人生理想与人生抉择中矛盾从生、互为缠绕，对郭沫若这一“个案”的分析正在朝着更广阔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层面掘进。另外，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前人达成共识的浪漫主义特质论已被打开缺口，80年代中期后有人提出应重视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中的现代主义特征，还有人提出了“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多元复合”特质论，这种以概括出某种“主义”为目的的研究固然潜伏着危机，但毕竟带来了活跃的学术争鸣的气息。对郭沫若文艺思想的价值评判，许多研究者打破陈见力创新说，如王光东在他的《关于“浪漫”的沉思——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论》一书中，指出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然而却是合理的、符合现实需要的，其价值恰恰在于“深刻的片面性”（香港新闻出版社，1991年）。

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总课题，是在时空（古今融贯、中外结合）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对郭沫若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心态的整体把握，这是复原这位“球形天才”的一条大思路，有利于促进郭沫若研究从整体上达到系统化。近二十年发表的有关著作和论文，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研究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第二类是探讨郭沫若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第三类是对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双向考察。第一类研究中最系统的著作首推税海模《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该书力图揭示郭沫若在思维方式与行为原则上与传统文化中儒、道、墨、法、释及乡土文化的深层结构相契合的实际情形，许多章节写得颇具深度。第二类研究以王富仁和罗钢的论文《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最富质量，该文深入梳理了郭沫若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与外来文化的深层联系，着重发掘二者之间内在的理性纽带。（《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以郭沫若为焦点进行世界文学背景上的辐射比较研究，傅正乾的专著《郭沫若与中外作家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开风气之先，姜铮的《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一


书则对郭沫若和歌德的关系作了整体性的系统专门研究，在微观挖掘上颇有发见。第三类研究中存在泡沫繁荣现象，虽然这方面的论著数量最丰，但结论相似的重复研究太多，对论题也缺乏深度拓展，郭沫若如何创造性地进行中外文化信息置换，仍未得到更为充分的整理。 新时期以前的郭沫若研究中，郭沫若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拨乱反正”之后，随着胡适的新诗拓荒者地位被重新肯定，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被缩至开一代浪漫主义诗风和讴歌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回到了比较确切的定位上。学界多围绕两个方面考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一是内容上“五四”时代精神的表现，二是创作方法和诗歌形式上开一代诗风。对这一课题有所突破的是两篇论文：王富仁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郭沫若研究》第7期）和吕家乡的《内在律：郭沫若对新诗的重要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均发前人之未见，成一家之言。在郭沫若诗歌研究领域，数量最多的选题是论述郭沫若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刘纳的《论<女神>的艺术风格》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把风格的本质还原为“人”，对郭沫若青春蓬勃、激荡不定的心灵世界进行探索，这篇论文标志着郭沫若诗歌研究开始向创作主体靠拢。后来蓝棣之的《论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就是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侧重于还原真实郭沫若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学界有关此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郭沫若新诗理论的主观性、情绪性原则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上，后一方面的成果在80年代后期出现最多。新时期郭沫若诗歌研究在走向主体的同时也在走向本体，从80年代中期以后，后起的研究者们更多的把精力投向做文学复归工作。值得一提的如李继凯对“女神”意象的研究，不仅挖掘出了其中的神话原型意蕴，而且引进了全新的性际文化视角（《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4期）。此外，如贺建成对“情绪结构”的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1期），邓牛顿对节奏的研究（《以时代的节奏为节奏》，《郭沫若研究学会学刊》1984年第4期）、姜力挺对《女神》语言符号的研究等论文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成果最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了郭沫若诗歌研究向诗歌本体的回归，所不足的是还未掘进到文本结构的深层之中。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对郭沫若如何处理古与今、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剧与诗等问题上。在这方面，黄侯兴、田本相、傅正乾、高国平、吴功正、韩立群、王大敏等学者在80年代初中期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郭沫若的史剧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总结始于傅正乾，到了王瑶论文《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发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该文强调郭沫若是按“可能怎样”（而非“应该怎样”）进行艺术虚构的，其中心内容是“强调主观感兴”，这就是把握了郭沫若史剧理论质的规定性。（《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有以下一些争论热点：一、1981年曾立平《评历史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一文（《戏剧艺术》1981年第1期）认为《蔡文姬》和《武则天》等剧是当代中国历史剧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代表，一时震动历史剧研究界，引发激烈的论争，这实质上仍是一场史剧观念的差异导致的论争。二，关于《蔡文姬》的主题，至少有7种不同的解说，而关于《蔡》剧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学界歧义叠生、观点多变，激烈的论争中甚至颇有意气用事的现象。三，《孔雀胆》的论争旷日持久，这缘于该剧从主题、选材、人物刻画到社会效应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出一些运用传统批评模式的研究者们难以驾驭复杂的文学现象，自困于狭小的批评格局之中。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在经过了80年代初中期成绩斐然的高峰期之后，步入一个徘徊的时期，研究中蹈常袭故的倾向较明显，没有根本性的重大突破出现。一些年轻学者试图通过外围作战取得突破，他们从侠文化、神话原型等一系列全新的角度研究郭沫若历史剧，获得了许多富有启示性的创见，给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带来了生机。这方面成绩最大的首推周海波的专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命题的文学意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该书彻底摆脱了传统研究模式，从死亡主题、女神审美、文化寻根等角度给郭沫若历史剧以新的阐释，在宽广的文化视野中整体把握


其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在郭沫若研究这块拓垦已久的园地里，经历了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的大半个世纪的耕耘，收获是很可观的，但与规范成熟的鲁迅研究相比仍存在一段较大的距离，这种差距主要不是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研究队伍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学术品位的层次上。目前，郭沫若研究领域，还有不少“处女地”尚未开拓或者不敢开拓，例如，纵览传记性的专著，对充分体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和性格缺陷的郭沫若的后半生，基本上论述篇幅太少，某些敏感问题仍不敢越雷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如何解说郭沫若建国以后的诗创作上，对此，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些课题研究力量显得单薄。例如，华忱之对郭沫若抗战杂文的研究，殷鼎关于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刘大年、黄烈等对郭沫若历史、学术研究方面的研究，都有后继乏人之虞。

郭沫若曾经是最能代表青年的，可是今天的郭沫若研究却远远不能吸引青年对它的关心 ，乃至有的青年头脑里的郭沫若是一幅“才子加流氓”、“投机分子”的形象，造成这种局面说明郭沫若研究滞留在与当前文化中心内容相对隔膜的位置上，无法与现实社会人生对话。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由于郭沫若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关系比任何现代文学名家都要密切，言说郭沫若对学人来说并不是可以放言无忌的。今天，郭沫若日记仍不能面世，不完整的《郭沫若书信集》虽然出版了，但不全的资料若不经过科学鉴别和整理很容易成为错误观点的依据。史料的不足和已有资料的可应用性低，导致郭沫若研究要进一步拓展深入受到重大限制，不得不停留在今天原地打转的浪费式研究上。国外郭沫若研究者固然许多是抱着严肃的学术态度，观点中不乏新颍独到可资参考之处，但也有一些是出于政治立场的对立，从政治偏见出发贬抑、否定郭沫若的。如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郭沫若“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认为“郭沫若传世的希望最微”。1988年台湾出版的金达凯著的《郭沫若总论——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则对郭沫若作了全面的严厉的评判，污蔑他“成为文坛中品格最坏的不学无术者。”面对国外借郭沫若对中共文化发起猛烈攻击的这股逆流，我们国内的学界本应通过扎实的研究予以奋力反击，然而，国内遥相呼应，对郭沫若随意斥责的文章也并非个别，其出发点也不在学术讨论，而夹带政治目的。如何抵制国内外种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科学、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充满深刻矛盾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不虚美，不隐恶，把一个真正的郭沫若还给因为知之较少而心存误解的青年们，是摆在郭沫若研究界面前的迫切任务。

综览郭沫若的研究专著，在总体构思、研究重点、具体分析以及在论述的方式方法上，都不乏各自的特色，但也有一些观点和材料彼此交叉重复，甚至在份量上也是详略一致，这跟研究者在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下主体意识、创新精神未能充分发挥有关。当学人们在小心论证、反复衡量“稳妥”的研究方式的时候，那活跃的创见往往就被扼杀了。因此，今后要推进郭沫若研究的发展，研究者首先要排除来自身的干扰，这样才有可能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识见和勇气。今后郭沫若研究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搞好资料建设工作，科学地考证和整理现有资料，并且尽量争取占有更多新的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澄清某些思想混乱，消除误读现象，为将来郭沫若研究领域出现根本性的突破打下完备的研究基础。郭沫若研究今后的研究面会不断拓宽，较为微妙的郭沫若建国后的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这一禁区，随着学术批评氛围日趋宽松，将来在这方面会有所突进，这样一来，郭沫若研究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学术格局。如果不把对郭沫若建国后创作的研究局限于评判其艺术水平高低的狭小范围内，而是以更宏大的视野去认识一个文化人的生存困境，那么，这方面会成为一个前景广阔的学术生长点。另外，关于郭沫若小说、散文、旧体诗词以及学术研究的研究，这些薄弱的课题研究亟需加强。探源研究要摆脱狭窄粗浅的弊病，不能停留在对郭沫若的自述的简单的诠释印证上，被带有很大随意性的郭沫若评说自身的言论牵着鼻子走。比较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堂奥，而不是对作品做对号入座式的对照比附。郭沫若与中外文化这样的课题研究，对


当前开放搞活的形势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在这里最有可能用学术的形式把郭沫若和当代人生联系起来，为郭沫若重新赢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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