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文学典籍英译发展回顾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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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文学典籍英译发展回顾与评述

作者：宋杨

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13期

【提 要】中国文学典籍英译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东学西渐，而系统地将文学典籍英译并西传的最早时期是19世纪。本文通过梳理此阶段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典籍的历程，揭示他们的翻译动机与策略，对推动文学典籍复译及翻译生态环境多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19世纪中国文学典籍 英译发展 浅探

19世纪是中西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的一個世纪，而这些交流都与翻译息息相关，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19世纪中国主要文学典籍诸如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的外译作品都已广泛出版。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75）是中文学术界最早全面地编排中国文献外译书目的著作，在凡例中作者指出该书在文章选取上，主要是以历代文章的西方译文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现代，力求其全。无论大小雅俗，凡有知见，均必收录”。该书把文学类下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语言、格言和文学总类共七小类，共收录文学典籍英语译本708条。 一、19世纪文学典籍的英译

早在1761年，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 就把明清长篇小说《好逑传》译成英文，成为第一部译成西文并得以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到19世纪，中国文学典籍翻译呈上升趋势，小说、戏剧翻译发展迅速。王尔敏的《书目》共收录文学典籍译本639条，其中英文译本165条。小说中《今古奇观》被选译次数最多，其次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搜神记》《花笺记》等。从19世纪初期小说的翻译情况看，由于历史局限、语言障碍，译者欠缺对中国文学的深层理解，流行作品的译介大大多于国内地位高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和外交官哈伯特·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认为，中国的文明程度只相当于欧洲的中等水平，且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乏见。受其影响，对文学古典作品的翻译更多注重其信息性，而不是文学性。翻译目的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古典戏剧方面，从戏剧家角度，马致远的作品译本最多，他的6种元杂剧被译成英语，其中《汉宫秋》于1829年最早被译成英文；随后臧懋循选编的《元曲选》（元人百种曲）、武汉臣的《老生儿》受到关注。诗歌方面，1809年和1810年首次出现《乾隆御诗》2本英译本；1870年和1895年屈原的《离骚》2本英译本出版；《诗经》于1891年被译成英文。语言方面较多的是《千字文》有英译本7本；《三字经》有英译本6本。

从译者角度，19世纪一批优秀的汉学家极大促进了中国文学典籍西传的深入。这批汉学家与以往不同，他们更加注重译文的忠实、内容的准确。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于1829年出版《汉文诗解》，该书收录了大量中国古诗英译文本，成为西人所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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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研究中国诗歌的专著。1829年他再译小说《好逑传》，是现存《好逑传》第二个英文全译本。他还翻译了元杂剧《汉宫秋》，成为19世纪上半叶英国汉学家的杰出代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成为系统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第一人，开创了文学典籍英译的先河。首先，他是最早从事唐诗英译的汉学家，他翻译的唐朝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译本。1812年马礼逊翻译出版了《三字经》，1823年马礼逊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他的另一部词典《五车韵府》于1815-1823年间出版6册，1865年再版2册。纵观历史，他是首位将唐诗这一文学体裁转化至英语体系的人，其中学者哈伯特·翟尔斯对后期唐诗在西方国家的深入研究及更广泛的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世纪末期，他将中国古典组品集《古今诗选》翻译为英语，以历史各个朝代为时间顺序节点，囊括了自《诗经》为起点后的超200首诗歌，并同时在上海出版社及伦敦出版社发行。 二、翻译目的与策略分析

对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认同及文化的异质性引发了西人对中国典籍的关注和翻译。翻译是一项多因素关联的复杂学科，它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受知识体系架构、语言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调研发现，西方学者在对我国经典文学著作进行翻译时，以及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阐释，都无不经过筛选和过滤，从而折射出在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文本进行调整和改动，使其符合译入语文化的阅读习惯的价值标准。屡屡采取节译、选译、编译、改译等手段，导致源语所代表的部分文化缺失。此外，翻译过程是一次典型的“二次创造”过程，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将文化因子进行融入，通过采用文化背景融入、文化内涵阐述、文化因子补给等实现了文学翻译作品的升级。若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翻译实践所处的“社会现实”具有复杂性，“社会现实”对于翻译抉择具有巨大影响。一种文化在另一种异质文化环境里得以传播，“格义”似乎有助于解释这种成功的现象。也就是说“格义”方法在佛教的流传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它作为“重释”的代表，淋淋尽致的体现一种求同的思维发展模式。有意或无意的“格义”虽然可能导致所传播的文化发生“走样”、出现“变异”，但也能够为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减阻力。 三、结语

16到19世纪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东学西渐期，是由外国人翻译中国典籍为主的一个特殊时期。就翻译数量而言，汉英翻译活动远远超过英汉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罕有的“出超”期。通过梳理19世纪中国文学典籍英译的历史及译者特征可知，考察西人翻译中国典籍的意义，应结合历史背景，摒弃单一化、简单化方法，凸出其特殊价值及意义。在翻译场域中从事翻译活动，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一些译者就会形成翻译某些定式和规范。在翻译的全过程中，受翻译个体自身个性化、知识架构、资本量的差异性，在翻译体系中的斗争日趋激烈，使得传统既定的翻译规则难以适应需求，因此衍生了新的斗争模式，为翻译的时代改变及日臻成熟的研究提供了不竭动力。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增强，翻译活动也必将不断适应和演化。将中国译者对文学典籍的理解优势与西人译者的语言优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当下推动典籍复译、传播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古典文学是彰显我国民族底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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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及风貌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我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文稿进行全范围、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分析，才可以顺应当今时代需求，对我国翻译体系中的问题进行探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理念，对翻译架构进行优化重构，用“他山之石”服务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参考文献

王尔敏1975《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

詹向红、张成权2016《中国文化在德国：从莱布尼茨时代到布莱希特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1984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Trans.Richard Nice.Translaton of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 du Judgement. Cambra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通信地址：350108 福建福州闽江学院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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