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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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作者：周立权

来源：《七彩语文·中学语文论坛》2016年第04期

俞平伯是近代红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在他去世前九个月，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以下称“辞典”）“红学人物”一条“主要收列红学史上各个时期的研究家”，“也收录当代中青年红学研究者的简况”。[1]俞平伯名列其中，当属前一类。《辞典》出版在二十世纪末期，近代红学发展到此时已经经过了七八十年的历史，其中收录的近代早期红学家多已过世，可以说《辞典》中的描述，在揭示他们学术观点的同时，一些评论，多少也反映出“盖棺论定”后对他们在红学史上贡献、地位的基本看法，而对于俞平伯来说，尽管《辞典》未能录其卒年，这一点也应该是适用的。

据俞平伯自己的说法，他的《红楼梦》研究是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出来以后才开始进行的，而且与顾颉刚有莫大关联。在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过程中，俞氏对胡适的观点应该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这些有俞、顾两人的通信为证。[2]因为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与顾氏也有重要关联（所以《辞典》会把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三人定为近代新红学之创始人），而如此一来，俞氏的研究受到胡适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辞典》将坚持“自传说”视为俞氏基本红学观点，[3]而这正是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一个基本看法，可视为受胡适影响的最好例证。但是俞氏的研究又并不尽是依循胡适而来，这一点顾颉刚早已看到，他对俞、胡各自著作的特点有明显的区分，认为胡适侧重的是作者、续者以及本子的“历史”，俞氏关注的则是作者、续者的“态度”，[4]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俞氏的自我认识，在认为《红楼梦》是“文学书”这一点上，俞平伯显然比胡适更为自觉，所以在“考证”“校勘”《红楼梦》的同时，还特别注意“批评”，[5]此处批评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而这一点在《红楼梦辨》一书中确实有具体的实践。俞氏之所以会有此种认识并能加以实践，与他本人对诗词等文学门类有相当的兴趣不无关联，而早先在与傅斯年“剧谈《红楼梦》”过程中，傅氏以“文学的眼光”批评《红楼梦》，而且“时有妙论”，则给了他实际的启示。[6]俞氏曾经又试图和顾颉刚合办一《红楼梦》研究月刊，其中重要的一个版即是刊登“用文学的眼光作批评”的红学研究文章，[7]凡此之类，均可见文学视角下的《红楼梦》研究于俞平伯是早有意识的，这与胡适仅仅从事“著者”和“本子”的考证不尽相同。

不过尽管俞平伯注重从文学角度批评《红楼梦》，他的实际研究依然是以“自传说”为基本前提的，《辞典》中所引其“《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等观点，[8]都是以曹雪芹本人为依托而得出的结论，而且在遇到有明显矛盾的地方，如大观园地点问题，俞氏则试图以“传世钞本纷多”，或自己“历史眼光太浓厚”为说，来弥合这种矛盾现象，他甚至也能够直接从《红楼梦》是“小说”出发，认为其所记不全是信史，不必处处坐实，但此时他终究未能直接对“自传说”提出质疑，[9]可见“自传说”的重大影响。俞平伯明确对“自传说”提出质疑是在建国以后，他认为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有着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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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失去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10]然而随即俞平伯的研究就受到批判，这一认识不得不被迫加以修改，《红楼梦》成为包含“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传统的书籍，与“封建统治最严厉的时期”密切相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俞平伯要想据原有的思路展开红学研究显然是不可能的，本来有可能建立的红学研究新典范也就此落空（关于近代红学“典范”的讨论，可参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从早期的办刊不果而终，到建国后的政治影响，尽管俞平伯的一些红学研究思路在相当时期内未能付诸实践，但其红学研究思想是应该受到重视的，毕竟在这种意识之下，俞氏有其实践成果，更重要的是这对后来开拓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余英时试图创建新典范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正如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复活”了“自传说”，而不是创造了“自传说”。[11]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辞典》对《红楼梦辨》“立足于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隐含微词，[12]是不够妥当的，因为这真是他的特色与意义所在。

《辞典》对俞氏的描述也忽略了一些内容，如对程高本后四十回续书这一问题，《辞典》径直将首功归于胡适，这一做法当然不能说错，但能对后四十回有更为详细的认识，则是在俞著出来以后，而且胡适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中还引用到俞氏的观点，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3]可见俞氏对这一问题的定谳是有功劳的。

最后有一点需要指出，冯、李所编毕竟只是“辞典”，限于体例，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从这一点来说，有所疏忽也不能过分苛责，诚如编者所言，它只是“得鱼之筌”，并非“所欲得者”，[14]最后是要丢掉的。 参考文献：

[1][3][8][12][14]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M].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3，1127，1199，1102，4.

[2]俞平伯，顾颉刚.俞平伯和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J].红楼梦学刊，1981（3）. [4][5][6][7][9]俞平伯.红楼梦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4，9，5，120-121. [10]俞平伯.红楼心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 [11]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9：49-57. [13]胡适文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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