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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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一）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二）人口老龄化考验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以每年1000 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 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3：1。预计到2020 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1 亿人，供养比例将达到2.5：1。 （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老龄人

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 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 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然而，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尤为突出。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城市形成了不少“四二一”的家庭结构，目前很多年轻人需赡养四位老年人，如果社会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养老场所，照顾老人将是年轻人的重负。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一）人均寿命的延长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之一

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有了较大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数量增加。1985 年为68.9 岁，而2001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8 岁，15 年间增加了3 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必然趋势。这是老龄化社会形成、发展以及成熟的一大原因。

（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近几十年来，我国成功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从而少儿人口及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则相对上升。在这方面分析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是客观事实。

（三）经济的发展和伴随的人口流动、迁移的经常化，使老龄人在某个地区集中化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就造成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权威部门预测，未来五至十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五百万的速度增长。许多农村家庭成为所谓的“空巢家庭”。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一）改变传统老龄观：从“健康老龄化”向“积极老龄化”转变

“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进入老年期时在躯体、心理、智力、社会和经济五个方面的功能仍能保持良好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中若有较大比例属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得到制约或缓解，则其老龄化过程或现象就可能是健康的老龄化或成功的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它还不是我们的终级目标，如何使老年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精神，超越健康老龄化这一较为传统的观念，实现向“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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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老龄化”观念的转变。

（二）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十分推崇家庭养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非常典型地宣扬了养老责任高于个人发展的理念。多少年来，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养老模式，在促进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这一模式受到了挑战，但我们仍然坚持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此外，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还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使社会化养老成为家庭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培育：

第一，积极培育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在我国还处在一个初步成长阶段，他们的发育需要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促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支生力军。

第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多向老龄事业投资，减轻国家公共资金的投入。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创新多种服务方式， 推进社会化养老。老年产业可以把服务延伸到准老人，在保险、理财、住宅、保健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服务，让准老人做好进入老年期的各种准备。

第三，发挥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优势。我国社会力量养老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以社区为依托，推行居家养老，这是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举措。在社区养老能更有效地利用既有资源，老年人也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安度晚年。

（三）发展老年医学，延长“生活期望寿命”

我国自然人均期望寿命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但老年群体的生活期望寿命在世界上还比较低，即居民的健康生活时间较短。因疾病、伤残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带来了沉重负担。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各项医疗费用的进一步增加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负担。解决医疗负担过重问题是解决一系列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重要一环。为此，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实现医疗资源的平衡性，特别是要做好老年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为老年人提供适当、及时的初级保健照顾。这主要包括疾病的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医疗管理和后期照顾等环节。发展老年医学是解决老龄化带来医疗费用增加问题的重要途径。因为越早发现疾病，就越容易治疗。如果保健系统错过了及时诊治老龄病的机会而造成了老龄病的增加与恶化，就会进一步增加社会负担，加大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四）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老龄事业。我国1996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及老年人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法规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保障。

（五）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利用老年人才

适时提高劳动年龄的上限，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供养系数保持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表明劳动力资源丰富，供养系数低，有利于经济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和供养系数加大而制约经济发展。我国以59 岁为劳动年龄上限，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确定的。5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0 岁，如果退休年龄仍维持在50 年前的水平，则对于劳动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应对都不利。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和产业，适当放宽退休年龄。国家可以通过技能开发和培训学习提高人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延缓退休年龄，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各地可以建立老年人才库，合理利用老年人才，使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例如教师、医生、律师、科技人员等重返职场，或者投入社区，加入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行列，缓解我国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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