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白鹿原》中黑娃性格塑造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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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白鹿原》中黑娃性格塑造的载体

作者：吴彩云

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11期

小说《白鹿原》当中关乎典型的环境载体有一个词语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祠堂,在1997年版的小说中一共出现了180余次。祠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小说开头所言“展示民族秘史”的一个重要例证,“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便是一部民间村落家法组织为文化如何被几十年的政治纷争所侵扰的历史。[1]”

祠堂也称“宗祠”,是宗族的硬性标志和精神核心的物质载体,是中国农民血缘崇拜的圣殿祠堂。作为家族的门脸标志,往往是村落集镇中最宏大、最庄严的建筑。从小说中可以得知,祠堂有以下功用:教学、家族祭祖联宗、议决宗族事务、办理红白喜事、敬修族谱、表彰功德,除此之外,它还是惩戒罪恶的重要活动场所,集祭祖和管理、崇拜和权力为一身,神圣而庄严。“孔子的仁义从血缘的孝悌中发凡而来”[2],因此,白嘉轩凭借的就是祠堂的血缘联系象征来挖掘农民的生存意义,慰抚、整合、制衡以及保护民心,使得白鹿原乡民紧紧围绕在他身边。从这个典型环境中,也辐射出各种世故人情,与它发生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是黑娃。

黑娃是错综复杂的白鹿原上少有的一个极具真实性情而又有深度的人物,毕生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事件均与祠堂有关。他是白嘉轩的长工鹿三的儿子,出身的低贱和家庭的贫困,让他过早品尝到生活的苦酒。但他率真、朴实、叛逆、敢做敢当。父亲鹿三在白嘉轩的劝说下让他上学堂,想要“盘一盘”他的“野性子”,在此,白嘉轩展示了他的“仁义”,帮黑娃交纳学费,并和鹿三一起承接下他割草的活。牵着白嘉轩的手,黑娃走进了祠堂里设的学堂,第一次与祠堂发生亲密接触。他顽劣叛逆的心灵便在祠堂中受到无言的禁锢。读书并非出于他的本愿,于他来说更是一件苦差使。新鲜了几天后,桀骜不驯的他便野了心。在徐先生让他和兆鹏、孝文去砍柳条的时候,以他为首无意当中看到了白兴儿在给骡马配种,几个孩子第一次有了性蒙昧的冲动。这是农村孩子性启蒙的起点。但“性快感是潜伏在身体内部的危险因素,身体立即演变为道德与欲望相互争夺的空间——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理想最终必须迫使身体就范。[3]”在“万恶淫为首”、讲究“仁义”的白鹿村,孩子的性教育世世代代被压制着畸形成长,此举难登大雅之堂,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教书先生自然不会以科学的方法教导孩子的蒙昧之举,通过教育和引导妥善平静处理这起事件。其实,《孟子·告子上》也说过:食色,性也。这里的“性”,是指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可见,性教育应疏导而不应该去堵塞,坦荡对孩子进行教育比粗暴打骂要强很多。但徐先生的道德规范与宗教信仰给孩子们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当头一棒,并走向另一个极端。善良而愚昧的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精神的枷锁,否定人的生命意志,压抑、扭曲、戕害人的本性。让孩子失去一次很好的教育机会,当他们被先生罚跪在祠堂时,也受到父亲们严厉的惩罚。黑娃更是被父亲打得“眼前霎时一片金光又一片黑暗”,第二天才醒过来。这也让他开始厌恶祠堂这个压制他个性并使他遭受惩罚的地方,也让他在这死气沉沉的祠堂里不敢再反抗。祠堂留给黑娃的童年感觉,除了鹿兆鹏兄弟给予的冰糖结下的友谊以外,剩下的是暗无天日的回忆。让他“天南海北都敢走,独独不敢进学堂的门。”儒家的传统哲学给他上的第一课是痛苦而无奈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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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下一个难以解开的结。这也让黑娃的童年生长出许多叛逆的因子,在时机成熟时开花结果掉下来砸得原上人措手不及。

黑娃第二次与祠堂有关系是在他外出熬活没多久后,带回一个原上罕见的漂亮女子田小娥,希望进祠堂祭拜祖宗。“白鹿原的新媳妇进祠堂拜祖宗是一项极庄严极隆重的仪式。”这就好比中国人现在结婚的婚姻登记处,外国人的教堂,拜祠堂是对夫妻合法身份的认同。在这之前,白鹿原上的祖祖辈辈都是在祠堂这个小小的地方完成对夫妻身份的认可。《礼记》对婚姻的解释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故君子重之”[4],因此新娘的来历、贞节是保证家族血缘纯正和发展的前提,而田小娥的“淫乱”身份在当时看来是违背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非明媒正娶的女子怎能通过白嘉轩这一关进入祠堂呢?因此在昏了头的父亲弄明白田小娥的真实来历后,黑娃被毫无疑问挡在祠堂门外。气急败坏的父亲也任他和家庭脱离了关系。被以族长白嘉轩为代表的祠堂的拒绝与排斥,黑娃崇尚自由的个性由此渐行渐远,也让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更表明宗法制度对回归它的灵魂的压制。

黑娃第三次与祠堂有联系是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他深受压抑的情感被淋漓尽致的释放出来,通过革命引路人鹿兆鹏的指挥,成为农民运动的带头人。革命使他原有的自卑心理烟消云散,他尽情发泄对白嘉轩、田福贤等“当权者”的不满,挺着胸膛,第一次主动走进白家,逼迫白嘉轩把祠堂钥匙交给他,得到拒绝后便带领弟兄们拿着铁锤砸开祠堂大门,捣毁乡约,砸烂祖宗牌位,砸掉“仁义白鹿村”的石碑,来了场酣畅淋漓、大逆不道的发泄,将祠堂改变成农民协会的办公室。鲁迅曾大声疾呼:中国几千年的“礼教”就是吃人!当人们在孔孟思想的教导下变得麻木、软弱时,第一个敢于出面反抗、砸烂祖宗牌位的人便值得尊敬。黑娃此举虽然蒙昧茫然,但破天荒且打破了他对祠堂的敬畏,也是对“仁义”思想无意识的反叛。砸烂祠堂具有象征意义的祖宗牌位、乡约和石碑,让黑娃憋闷的心情得到透亮的窗口,也拓开他生命的另一条路子,使他的生命出现新的意义与转折。

黑娃第四次和祠堂发生联系是在他任保安团炮营营长后。在此之前,黑娃先是任共产党习旅长的警卫,机智勇猛;而后又跟随土匪“大拇指”沦落为土匪“二拇指”,杀人越货。在纷繁杂乱的乱世面前,他在经历了人生中痛苦的抉择时期,历经心灵的炼狱后,终于在蒙昧的黑暗中突围,看清楚方向,选择向主流社会低头,接受招安,与白孝文共事。他主动选择的第二次婚姻意味着选择了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一位知书达理的秀才的女儿。接受儒家文化的理性拷问后的黑娃,投到朱先生门下,千回百转后彻底否认了他的前半生,这其实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剧。对儒家文化体系的认可与回归,让黑娃开始反省自身,学为好人,并不知不觉认可基于血缘关系的纽带——祠堂,认识到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认清自己的来龙去脉血缘本性,主动提出要回乡祭祖。朱先生欣喜陪同,回乡后,白嘉轩亲自出来迎接他,黑娃的第一句话就是:“黑娃知罪了。”在规格最高的迎接仪式面前,黑娃的忏悔符合了儒家人的预期心理——“朝闻道夕死可矣”。祭祖时,曾经砸烂祖宗牌位的他跪在祠堂下,声泪俱下呢喃:“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在“断裂拼凑的碑文”面前无地自容,视这段历史为耻辱,完全成了传统儒教、封建宗法的奴隶。支撑着他冲动与狂热的精神力量,居然在短短的历史轮回里,就成为不堪回首的噩梦。接下来,他和妻子在白鹿村跪拜了诸多长辈,给祠堂捐了香火钱,重新回到白鹿村的主流社会。黑娃的回归既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精神皈依,又验证了白嘉轩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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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寻味的论断:“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祠堂里头的。”他在这仿佛成了哲人,未卜先知。但已经“学为好人”的黑娃最终还是冤死在断头台上,让白嘉轩惆怅不已,这也是对儒家传统的最大讽刺,“学为好人”不一定能逃得过政治上的明争暗斗。

由此可见,在小说中,祠堂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方,它不仅见证白鹿原上的雨雪风霜、日月变迁,还承载着白鹿原子民的精神信仰,承载着白鹿原上祖祖辈辈子子孙孙的历史与耻辱或忏悔、或功利的重担。以祠堂为轴心而与各种人物特别是黑娃发生关系构成故事的辐射性情节,让小说四面八方笼络种种人等,无孔不入地展示出白鹿原的种种风情,色彩斑斓地深及灵魂,让各个典型人物在它的辉映下原形毕露,让人深思,亦让人感叹。

参考文献:

[1]许子东.中国当代文学阅读笔记//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论、、和[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108.

[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65.

[3]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4. [4]戴圣.礼记[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125.

吴彩云,女,海口经济学院涉外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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