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代”现象与社会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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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代现象与社会阶层固化

作者:邓聿文

来源:《公务员文萃》2011年第03

中国近年来有关官二代的负面新闻很多,去年最引起轰动的官二代事件是我爸是李刚民间对官二代反感的不仅是一些官家子女张扬的行事风格,更是官二代能够借助父辈的权势,谋取平民子女不可能通过奋斗得到的社会资源和地位。特别是在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今天,官家子女通过父母的安排,就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所以,中国曝出的官二代负面新闻,很多都与就业有关。

前不久被媒体披露的湖南冷水江市人事局长把尚未毕业的儿子安排在吃皇粮的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工作,即是这样的一例。比起过去数起被曝光的官二代类似事件来,此事更显恶劣。因为人家至少装模作样考试了一番,形式上没违规,而冷水江市的官二代,居然老爸的一封请求信,就得到了当地三位最高长官的批准,还未毕业就拥有官家身份。更可笑的是,事情曝光后,该市常务副市长的回应竟然是,人才缺乏特事特办,并欲盖弥彰搞什么调查 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最令人忧虑的,最忧虑之处在于,此种事在冷水江市,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用该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的话说,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各单位)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换言之,官二代在冷水江市是有意识推进的。否则,人们无法理解,仅仅是人事局长的一个请求,就能令当地三位最高长官违反规定批示同意。 中国传统社会在很长历史时期,曾实行过官员世袭制,但在开科举后,至少从隋起,世袭制就被废除,官员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面向所有读书人,平等竞争,这使得平民出身的子女能有一个上升的通道,从而保障了中国文官制度的长期稳定。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会有官员世袭的出现,但那只是个别现象,主要是父辈对王朝的功劳巨大而由帝王特赏。如果以此镜鉴冷水江市,这些官僚还不如科举制的古代社会

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带有身份标签意义的二代现象频繁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说明社会的阶层意识正在形成,社会各群体的裂痕在扩大。

社会发展来说,基于不同的出身、财产、知识、职业等,形成不同的阶层乃是正常现象。

只要各阶层——主要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被堵塞,社会大体能够平稳发展。但是,若社会阶层的划分是以贫富和权钱作为标准,即社会以权和钱来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准,则反映这个社会开始或已经进入一个畸形的发展轨道,社会不同阶层就有固化的趋势,社会流动尤其是底层和平民向上流动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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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社会学家向我们描绘了此种阶层固化的趋向。这种状况的出现,应该说,与中国改革的目标取向是违背的。因为改革要打破的恰是阻碍社会和阶层流动的身份、财富、等级因素,使社会更有活力和创造力。从早期改革看,某种程度正是这样。那时候,只要有胆识,即使下海做个个体户,都可能改变命运。但是,现在即使是高考——这个曾经被公认为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和背景,也很难对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有什么改变,除非一个人有着特殊才能或来了好运。

社会结构的固化中,相对富二代的炫富或其他行径来,官二代的身份继承更令人厌恶,社会的危害也更大。

富二代炫耀的是其老子打拼出来的财富,或许在这一过程中也充满种种丑陋,但从富二代本身来看,他继承和享受的是父辈合法的财产,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为。然而,官二代则不同,官二代靠的是父辈拥有的权势。国家把权力赋予官员,并不是用来为其家族谋私,当官员用手中之权为子女铺就后路时,无论从党纪国法还是实际情况来看,少有不犯忌者。以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为例,他打着的旗号是,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没向组织要求过什么。在这位局长的意识里,这几十年的工作就是他理直气壮向组织提出非分要求的资本。但是,无论从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看,工作乃是其本分和基本职责。可当地领导居然也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不仅如此,如上所述,竟然把官二代的身份继承问题作为一件有意识推动的事情去做。

在冷水江市这个例子里,官员及其家族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特权群体,由于他们事实上在社会起主导作用,所以,社会的大部分资源也就为他们所分配和占有,其他阶层和群体,尤其是底层将很难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致使贫困衍生贫困,富裕滋生富裕,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被边缘化。显然,对底层群众来说,深深的失望会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产生仇富仇官的反社会情绪。而对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特别是官僚阶层,他们在意的主要是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去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社会的进步。分析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的原因,特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比特权更重要。正如老资格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所言,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大和机会的增多,但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會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阻碍着人们的向上流动。

可以说,社会流动通道阻滞、身份继承、结构定型而来的社会断裂和阶层冲突的风险,正日益在中国社会孕育。要抚平社会的裂痕,必须铲除官二代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为此,需要强化对官员的制约和监督,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例如,建立官员回避制度,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使公民有平等获得公职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社会结构的改革,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形成一个相对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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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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