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中国近代的历程》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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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中国近代的历程》书评

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或者用李鸿章的说法，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往日的“中央之国”变成了“东亚病夫”，这一冲击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巨大的。

国难频仍、八方风雨之际，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转型”（汪丁丁）。而这变奏与转型所指向的，乃是经由“历史三峡”的惊涛骇浪，开出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社会来。毫无疑问，类似于赫伯特金迪斯所谓“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这意味着“知识与制度的双重转型”。

欲从甄克思（E.Jenks）所论的宗法社会转到现代社会，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演进”是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在中国已经被坚船利炮所终结——姑且不论封闭的中国是否有演化出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另一条道路，就是伴随着“西力东渐”而开始的主动的“西学东渐”，一些有志之士试图借鉴西学（不管是为“体”还是为“用”），开出中国社会前进的路数。

要在社会变革与改造中“指点江山”，非有社会学（严复译作“群学”）不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学在西方也未臻成熟，其内涵比现在作为大学分科体系的“社会学”（sociology）要广泛得多，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

从斯密到孔德、斯宾塞，西方思想家们力求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大一统”式的理论框架，这种“涵盖乾坤”的学问，自然受到旨在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们的青睐。稍涉近代史即可发现，鲁迅、胡适、闻一多、熊


十力，乃至陈独秀、毛泽东、陈立夫等，这些人在社会背景和日后经历上表现迥异，但年轻时无不读过上述译著并受其影响。

这无疑能够引起多数关注“中国历史大势”，有一点“历史癖”和“考据癖”（胡适语）的人们的兴味：学问或知识系统的传播与变迁，如何通过观念形态的变化而带来社会转型？或者，用博弈论的语言，“意义的转化”如何导致从“主观认知”到“博弈结构”的变化，乃至“博弈均衡”的漂移（drift）？

纯粹理论的悬想解决不了经验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些疑问。而在研讨社会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的时候，文献梳理始终占据着即使不是核心，也应当极其重要的位置。“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中的这本《社会学在中国近代的历程（1895－1918）》（姚纯安著，三联书店2022年3月第一版），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考察近代以降社会变迁的认知路径，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社会学体系的输入和传播（严复等人对西方社会学名著的译述）；

第二，社会学对近代学人思想的影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对社会学的“创造性误读”）；

第三，社会学对晚清、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从反满革命到“打倒孔家店”）；

第四，社会学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包括改良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第五，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下启费孝通、吴文藻等的田野研究）。这些工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看似在回顾遥远的过去，却为我们讨论中国社会大范围知识－制度变迁问题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其本身也可以看作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范例。

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启蒙？》当中，对作为“历史过程”的“启蒙”论述道：“我们绝不应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连串事件，……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技术的变迁……”。殷海光先生晚年曾慨叹，几十年来，我们总在严复已经辨明的方向上打转，有时甚至不如严复。这也许就是“思想史缺失”导致的严重问题。

回顾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应当和康德所倡的“运用理性”一样，成为新启蒙学人的必修功课，惟有将历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通透，才能融合和扩展思想的界域，在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中影响历史的进程。在这层意义上阅读本书，我们自会在精致详密的考据和历史事实的陈说中，得到更多的深层次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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