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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
在屈原的传说尚未广泛流传前,端午的习俗仍因袭对恶日的禁忌,以保健、避疫为主要原则。崔寔(逝于一七○)的《四民月令》记载:“是月(五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诸,以合创药,及东行蝼蛄”。除了治难产的缕蛄外,其余都是治下痢、中暑等夏季常见疾病的丸药。
应劭的《风俗通》则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光从“长命”、“续命”等名称看来,就可以知道,当时人是多么畏惧恶日对生命所造成的威胁。不仅在实际上制作治病的丸药,在心理防卫上,也要仰赖五彩丝来抵御那超自然,不可见的鬼魅及兵灾。 尽管有这些顾忌在,端午的生命力并未因之减,积极祈禳的习俗仍随处可见。周处(二四○-约二九九)的《风土记》记载晋朝新兴的端午习俗有:“采艾悬户上,踏百草、竞渡”等。悬艾固然是为了禳毒,踏百草就是后来称为“斗百草”的游戏。而被视为端午特色的竞渡习俗,也在此时出现。据宗懔(约四九八-五六五)的《荆楚岁时记》按语:“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史记》中并未确实记载屈原投江的日期,此说颢然是受了传说的影响。事实上,竞渡、祈禳。表面上是为拯救屈原而举行的竞渡,基本精神仍不脱恶日驱邪崇的本意。 南北朝时,端午又称为“浴兰节”,荆楚一带有采艾的习俗。采艾要在鸡未鸣以前就出发,挑选人形的艾草带回去挂在门上,或是用来针灸。据说这种艾草,在针灸的时候别具有疗效。一般人则将艾草扎成虎形,或是剪彩作为小虎,再粘贴艾叶于其上,在端午节时配戴。除了采艾之外,也采菖蒲来泡酒。
到了唐朝时,端午已成了个重要的节日,宫廷中也有种种的庆祝活动。唐朝的皇帝多在端午日赏赐臣下。王溥(九二二-九八二)的《唐会要》卷三五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御笔题字的“飞白扇”赐给长孙无忌及杨师道。他说:“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庶动清风以增美德”。不只是宠臣有赏,一般文武官员也各有赏赐。马缟(约十世纪中叶)的《中华古今注》记载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唐书.礼乐志》也记载,天宝年间于端午节以衣、扇献于祖陵。
王仁裕(八八○-九五六)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巧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不过,这只是豪奢人家才玩得起的游戏,一般人家在端午只能以经济实惠的扇子来应景。李淖(约八八○以后在世)的《秦中岁时记》记载:“端什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溤贽(约九○四前后在世)的《云仙杂记》卷一引《金门岁节记》也说:“洛阳人家......,端午以花丝楼阁插鬓,赠遗避瘟扇。”(早期的扇子大多以蒲叶制成,由于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所谓的避瘟扇,或由此化而来)。
唐朝新兴的端午习俗,还有所谓的“五时图”。段成式(约八○三-八六三)的《酉阳杂俎》卷一记载:“北朝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所谓“五时图”、就是在纸上画蛇、蝎、蟾蜍、蜥蜴、蜈公,也称“五毒符”。据说这五种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时存在时,才不敢互相斗争,得以和不共处。所以,挂五时图就可以防止这些毒虫作怪。 宋朝的端午节物,比起历代,更见精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序于一一四七年)卷八记载: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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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示靓(约一二二五-一二*)的《岁时广记》卷二一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或带或钉门上,以禳赤口白舌,又谓之搐钱”。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宋人的巧思还不仅限于此。同样是禳毒的菖蒲及艾草,他们也会加点花样,使它的外形艺术化。吴自牧的《梦梁录》(序于一二七四年)卷三记载南宋杭州的端午:“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也有人以泥塑天师像,以艾为头,以蒜为拳,悬在门上辟邪。“天师”及“虎”是未朝端午最常出现的两种形象,因为他们的外形威猛,足以镇慑邪魔外道。同时也可看出道教对端午习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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