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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
作者:范征夫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08期
[摘要]本文对1949年丹阳集训的部分史实进行探讨。根据笔者的经历和研究,对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的开始时间;提出解放军入城不入民宅的第一人;1949年5月10日听陈毅报告的人数;陈毅在丹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时间;陈毅从丹阳出发前往上海的日期这五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丹阳集训;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8-0006-02
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的时候,报章电台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和讲话,全面重温了我党、我军1949年4-5月进驻丹阳期间的重要活动,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起了很好作用。但作为当年随军南下参加丹阳集训的一分子、参加解放接管上海的一名干部,笔者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如有些对史实叙述不够准确;有的研究与事实不符;有些以讹传讹;有的事件完全漏写。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写好这段历史,笔者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有关人士研究探讨。 一、关于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是从何时开始的?
许多文章和纪录片讲话中,对于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的开始时间,都认为是丹阳集训。笔者认为丹阳“集训”一词有待商榷,因当时文件及领导讲话,似乎没有专门用过“集训”这个词,更多的是讲“学习、教育”这样的话。实际上,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早在1948年解放济南、徐州以后就开始了。拿笔者所在的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来说,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就开始了,以后一路行军、一路学习《城市政策汇编》上下册,听领导同志作关于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的辅导,1949年5月1日到丹阳后,编入政务接管委员会系统所属单位,再参加丹阳集训。其他如财经干部队伍,在青川出发前,就开始学习入城政策、纪律,公安干部队伍在济南解放后也开始学习,军事部门的干部、战士学习时间可能更早,只有文教系统干部到丹阳后才开始学习,丹阳集训是根据上海的形势及干部思想状况,更加全面、系统地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及纪律教育,这对解放接管上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不能忽视或否定各系统从1948年到1949年南下丹阳以前,那段长时间的学习成果。 二、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是谁最先提出的?
上海一家报纸曾刊登大标题为《他建议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的文章,另有一篇文章小标题是“解放军睡马路背后的故事”,两篇文章叙述一个内容,即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是源于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盛丕华提出的建议。事实真是如此吗?根据盛丕华传记材料,他确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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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时间是1949年4月15日。而三野早在大军渡江前,4月1日已经公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其中就有一条明文规定,进上海后“不住民房”。提出并坚持一定要写这一条的不是别人,正是三野司令员陈毅同志。《陈毅年谱》记述,陈毅认为历来军队进城,住入民宅于好事的不多,所以在1949年2月,三野司令部驻贾汪时,他亲自找城市政策组的曹漫之,要他起草三野的入城公约及守则的文件,特别再三嘱咐要写入“不入民宅”这一条,即在没有找到营房前,军队一律睡马路。许多干部战士对此有争议。但陈毅说这一条“天王老子也不能改”。这个文件经总前委讨论同意后报中央批准,于1949年4月1日公布执行。由此可见,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宅睡马路,发明人是陈毅而不是盛丕华。当然盛丕华的建议是正确的,1949年5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城市纪律的批示》,可能吸收了他的建议,但在时间上是在三野颁布不入民宅有关文件的一个半月之后,前后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对于有学者因陈毅赠予曹漫之“并世不谋面、文藻实我师”的诗句而提出“陈毅当年根本不认识年轻干部曹漫之,何来要他起草文件”的质疑,笔者核实资料后发现,其实这是陈毅在上海解放后参观鲁迅纪念馆后的题诗。 三、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听陈毅报告有多少人?
对于听报告者的人数,有几种说法,有的没有说明数字:“5月10日在丹阳城南大王庙开了一次大会,屋内坐满了集训的县团级干部,陈毅身穿军装,打着绑腿在做报告。”[1]这和笔者记忆吻合。但也有学者说听报告有几千人,还有的文章说听报告者为排以上干部。事实上,参加丹阳集训的许多营连级干部那天都没有接到通知,而且大王庙屋内地方不大,怎么能容纳下几千人呢?根据当天做记录的沈北乐同志的回忆录第三十一页的记述“5月10日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大王庙,听报告者都是高级的部队和接管干部出席”。由此可见,几千人和排以上干部听报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四、陈毅在丹阳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哪一天?
许多权威书籍及大事记对此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个“空白”。但夏衍同志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线索,他说:“我和潘汉年等人于1949年5月23日傍晚从北平赶到丹阳,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舒同,他是三野的政治部主任,内定华东局宣传部长……谈了约一小时,潘汉年派人来通知,要我立刻到陈毅同志处。我赶到,已有几个人拿着笔记本在听陈毅、潘汉年的讲话,这几个人我不认识,大家的神情很严肃。我迟疑了一下,陈毅指着旁边的座位,要我坐下,对我说,我们谈的和你没有关系,可是听听也可以。我很拘束地坐在旁边,听他讲的是入城纪律的问题,如一定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动之类,最后一句话是这方面的事,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2]从这段话看,这次陈毅和一些干部谈话,似乎不是什么正式会议,但《潘汉年传奇》第315、316页上却明确记载这天参加会议时有各条战线的负责人,应是一次正式的比较大型的会议。会议内容与夏衍回忆基本一致,这里所以不赘了。
笔者回忆,1949年5月24日晚上,在陈毅住的丹阳戴家花园内,笔者作为当时市区接管大队的秘书,曾出席过一次接管干部会议。除军管会各系统主要干部100多人出席外,各区接管会的主任也出席。会议先由周林说明要求,接着请陈毅市长(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讲话。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任命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名单,接着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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