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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与流行
作者：高颖
来源：《当代音乐（上旬刊）》2016年第10期
[摘要]关于汉乐府，历来学者均做过诸多研究，其研究角度多集中在乐府本身。本文从音乐社会学的视角入手，运用音乐社会学相关理论，对汉代乐府民歌的生产与流行进行梳理，力图从不同角度认识汉代乐府民歌。
[关键词]：汉代； 乐府民歌； 生产； 流行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6）10-0087-02
关于“乐府”，我们不陌生，其含义是演变的。汉代所谓乐府是指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到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音乐机关的名称一变而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了。《文心雕龙》中提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可视为这一演变的标志之一。六朝时，乐府虽作为一种诗体，着眼还在音乐上。至唐，则已撇开音乐，比如中唐时期的白居易《新乐府》，未入乐，却名为乐府，可见这时的乐府似乎已成为现实诗了。汉乐府民歌作为我国两汉时期不可忽视的一种音乐文化，在当时彰显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繁兴源于何因？笔者力图从社会学视角探寻之，固然会挂一漏万，但求多角度对这一音乐文化做一理解。
首先，两汉时期的音乐文化建设有力促进了汉乐府民歌的繁荣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乐府机构的大规模建立上。设立乐府机构的记载，最早见于秦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朝的“奉常”，汉景帝时改为“太常”，其属官有“太乐”；秦汉的“少府”，属官有“乐府”。汉武帝时期能够建立起如此庞大的音乐机构与其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西汉从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又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和行动。汉武帝仿效周朝采诗的旧例，在宫廷大规模建立起了专门研究音乐的机构乐府，出现了专门的音乐从职人员，这才使得民间的俗乐有机会走进宫廷。
可以说，汉代乐府机构的大规模发展对古代宫廷音乐、大众音乐的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敏俐在《周汉诗歌综论》中指出：“汉武帝利用‘新声变曲’为郊祀之礼配乐，客观上等于承认了从先秦以来就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合法地位，这为其在汉代顺利地发展铺平了道路。从音乐生产的角度讲，是借助了官方的力量，推动了从先秦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发展。”汉武帝以活泼的郑声充实贫乏的雅乐，是有文化革新意义的进步举措。正是这一时期统治者对民间俗乐的宽松态度，使得乐府民歌有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并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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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众多含有强烈批判性质的民歌诗谣流离散失，但客观上我们不能否认汉代统治者对当时汉乐府民歌的繁兴所起到的积极政治作用，这应当是汉乐府民歌大力发展的积极的社会政治基础。
其次，汉乐府民歌在音乐生产创作环节上，表现出生产的社会适应性和生产主体的多层次性，充分表明了汉乐府民歌在汉代宫廷、市井间的流行与发展。汉代，乐府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作为宫廷的音乐机构，统治者可以通过该机构将文人的诗配以曲谱演奏弹唱或创作新的歌舞；二是汉乐府有别于后代，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民歌的搜集！通过搜集民间音乐，创作和填写歌词或创作与改编音乐，编配乐器。《汉书》（卷二十二）中记载：“（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可见，在朝廷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当时杰出的音乐家、文学家像李延年、张仲春、司马相如等都参与到了汉乐府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制作中来。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乐府采集收录的各地俗乐大致包括《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周谣歌诗》75篇等等。
可见，乐府民歌在其生产主体上表现出了多层次性。据文献记载，汉代的采诗范围遍及黄河、长江流域，这恐怕已超过了周代的采诗范围。来自市井街陌的讴谣，其创作主体当然是市井的黎民百姓，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汉代的采诗机构乐府对民歌的采集、整理和演唱，将这些“阡陌讴谣”与富有表现力的丝竹乐相结合，重新配器合乐，则是对这部分民间音乐歌谣的再生产、创造过程，所谓“艺术高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民歌也好，俗乐也罢，都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原始粗俗到笔尖细化打磨的过程，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汉乐府民歌在当时繁荣的发展状态。
同时，汉代民歌的繁兴与汉乐府生产的社会适应性恐怕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讲的社会适应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汉代宫廷之所以大规模建立乐府，采集民歌，是有着其自身明确的目的性的。首先，当是为了娱乐。仅仅由宫廷或文人创作雅乐，难免在风格与内容等方面显得贫瘠乏味，“阡陌讴谣”的引入可以极大地丰富统治者对音乐的多方面审美需求，以供他们享乐。从这一角度讲，汉乐府民歌既丰富了统治者的音乐生活，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的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的生产传达出了汉统治者的政治意图。汉统治者能够懂得“真诗只在民间”
出自明代文学家李开先的语句。的深刻内涵，懂得民歌民谣正是老百姓心声的外在表现，民间歌诗必然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通过民歌了解民情，是一个有效途径。正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像汉乐府民歌《瑟调曲》中保留的《妇病行》《孤儿行》等，都真实地唱出了当时汉代社会对百姓的阶级剥削与压迫；像《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一些民歌均唱出了当时战争的残酷，百姓水深火热的凄惨生活图景，具有相当强烈的代表意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3b29aa02677d27284b73f242336c1eb91a37339e.html
2022-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