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杜鹃》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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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杜鹃》赏析

原文:

杜鹃

郭沫若

杜鹃,敝同乡的魂,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恐怕是任何鸟之所不能及。 我们一提起杜鹃来,便好像有说不尽的诗意在眼底缠绵。

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①的化身,但它时而又幻形为薄命的佳人,时而又幻形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可怜,哀惋,纯洁,至诚……这在国民的感情中是成了爱的象征,这爱的象征是成了国民的感情。

而且,这感情还超越了“国民的”之范围,东方诸国大抵是受了传染的。例如日本,杜鹃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便并不输于本国。

然而,这实在是名实不符的一个最大的例证。

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而它的性质尤其专横而残忍。

这鸟是不砌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在生殖季节只产卵于莺巢中,让莺替它孵化哺育。鹃雏较莺雏大,在将长成时甚且比莺之亲鸟尤大。鹃雏孵化后,每将莺雏挤出巢外,听其号寒啼饥而惨死,而自己则独霸着莺的哺育。莺受鹃欺而不自知,劬劳着哺育着比自己还要大的鹃雏,真是一幅令人不平,令人可以流泪的情景。

想到这些实际上来,觉得杜鹃这鸟子大可以成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然而,杜鹃不能任其罪。杜鹃是与生俱来的杜鹃,它并不曾要求人把它认为佳人志士。

人的智慧究竟和莺也相差不远,全凭主观的意象而不顾实际,有无数的人面杜鹃被哺育着,通乎去来今的三世。 1937113

编者注: 望帝,传说中的蜀国国王,名杜宇,号望帝,退隐后化为杜鹃鸟。

郭沫若《杜鹃》赏析

这是一篇简短优美、立意新颖的散文。

立意就是观点。观点要新,因为新就是创造。新就是讲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讲自己独到的思想,所谓“言他人所未曾言”。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创新的观点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论题新,所谓“开辟处女地”、“填补空白”,即使你的研究不够深入,但因为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你的结论便自然而然有了新意;二是做“翻案文章”,别人说东你说西,别人说是你说非,由于反差强烈,新意立见。郭沫若是诗人,也是学者。学问之道,可说是烂熟于心。


这篇散文即是循着“翻案”的思路而写的。“翻案”的思路,今人谓之“逆向思维”,是创造之一法。不过这次“翻案”,不是负面翻正,而是正面翻负,即把正面价值的“爱的象征”的杜鹃鸟逆转成负面价值的“专横而残忍”的形象(或隐喻)。文章先列举杜鹃鸟在文学史上的种种正面形象:望帝的化身,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它不仅灌注着国民的情感,而且走出国界,成为“东方情结”。接着笔锋陡转,出语惊人,指出杜鹃鸟“名实不符”过去的名声是出于对事实的误解。其根据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即杜鹃欺骗性地独霸莺巢,类似于中国成语中说的“鹊巢鸠占”。这个事实是动物学的发现。翻开《辞海》杜鹃条目,其中赫然写着:“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卵于多种雀形目鸟类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杜鹃鸟的文学象征竟与它的动物习性如此不吻合,“打架”得厉害。

当然,文学象征是一回事,自然知识是另一回事,它们各有其价值,人文价值与科学价值。科学讲事实,文学则讲虚拟。我们完全不必要去追究“龙的传人”这句话或这个文学意象。龙本身是想像中的动物形象,所谓“九似之象”;“传人”则是后代的意思,龙是华夏族的祖先出于远古的图腾意识。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全是“一派胡言”,但我们至今还在唱《龙的传人》这首歌,还在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用科学动物知识翻文学作品中杜鹃鸟形象的“案”,必定另有理由。这理由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中日关系。 《杜鹃》这篇散文写于19371月。这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蚕食与染指华北地区,其侵华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翻开中日关系史,我们知道日本在唐代曾派遣使者到中国,把中华文化引入日本,作为学习、效仿的楷模。总之,中国文化历史上对日本民族是有“哺育”之“恩”的。但现实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恩将仇报”。因此,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功利与安危出发,郭沫若做了这篇“翻案”文章,隐喻日本侵略者是忘恩负义、“专横而残忍”的杜鹃鸟。

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还在于我们自身。也就是把中华民族比作“莺”批评“莺”的不觉醒而自甘奴化,对“人面杜鹃”丧失警惕之心。读来言简意深,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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