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传》课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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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课文赏析

古代人物传记通例，开篇先叙传主之姓名籍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亦循此例，却有意同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传主生于何时，长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这位“五柳先生”简直是天外来客。唯独与传主身份产生联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树”而已！

沈约《宋书·隐逸传》引《五柳先生传》且评之曰，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陶宅之旁广种柳树，可视为“实录”，此有陶诗为证。《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拟古》：“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然作为一篇“自况”之文，“五柳”这一自然景观仅仅是陶渊明“因以为号”的触发点，却完全不能说明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的全然缘故。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篇》中指出：“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正是针对世俗有感而发，意欲“破除”此种卖声名、夸门第之社会风气。

魏晋时代，门阀制度盛行。曹魏制订的“九品官人法”给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权。朝廷于州郡设立中正，评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因此获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截了当与官职起点之高低挂钩。因此，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显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的局面。这种制度，连续到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达到鼎盛，以致“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姓族人，无寸进之路”（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终东晋之世，朝廷权力一直把握在王、庾、桓、谢四大伙儿族手中，成为门阀制度高峰期的显著标志。

上层如此，士流趋鹜。族姓阀阅既成为进入仕途的全然条件，世家士子，视门第作铁饭碗，郡望作护身符，族谱作通行证，至于德、才二字，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整个社会弥散着一种重门阀轻才德的社会风气。士人“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刘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荣光、托庇死人余辉为荣，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


对这一世人司空见惯的现象，陶渊明冷眼观之十分不满。“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这种不趋流俗的个性，注定了陶渊明与门阀之风的不调和。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郡望、门第、宗谱一概阙如，看似不合常规，事实上是对时风世俗的反拨。自号“五柳先生”，是对门阀制度的一种揶揄，对世族名士的一种调侃。陶渊明以“不知何许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详其姓字”嘲弄了门第之高贵，以“宅边五柳树”嘲弄了地位之显要，以“不慕荣利”嘲弄了官爵之矜夸……能够说，陶渊明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东晋门阀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渊明遗世独立清高绝俗的个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晋宋并享誉后世，王、庚、桓、谢四大豪门尽管煊赫一时，而今安在哉！

因此，陶渊明不是“天外来客”，虽非名门望族，其家族渊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饰。其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亲陶敏担任过中低级官吏而后归隐。陶渊明在《命子》《赠长沙公》《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诗文中列举过这些事实。陶渊明的自述宗谱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陶渊明以辞官归隐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人一辈子理念和人格价值，而“五柳先生”这一称谓，正明确地说明了诗人与世俗观念的完全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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