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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王朔之争
起因:①、根本分歧是价值观念不同。
金庸:一、他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 他是一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给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幻觉。
二、从人的意识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渴望在内心有一个神圣形象并对之顶礼膜拜,寄居在这个英雄的理念里,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侠客,接受美貌少女的青睐,具有无边神力。
王朔: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
这样的两个在骨子里很不同的人,他们的争论具有必然性,或者暴露在读者面前,暴露在媒体面前,或者隐藏在心里、埋藏在私底下,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不同。 (凤凰读书)
②、文学趣味上水火不容。 金庸是用一种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协。“金庸的作品如果被归为成人童话的话,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
因为这样的归类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学术语言资源去框出金庸在历史学上的各种失误,因为金庸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就是以民间写作的姿态介入的,所以,用学术语言资源去批评他的文本,可能会有欠公允 (《也谈金庸王朔之争》-sieg)”。“金
庸是一个“贵族主义”者,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问要求,在他的小说中,将诗、词、曲、赋这些中国古典文人的亵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将章回体小说的技术手法发挥到极致(《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葛红兵)”
而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战。在王朔看来,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凤凰读书)
③、文学地位相差悬殊。 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作家个人之间不同审美趣味的争执,但从深层看,这却是主导中国当代文坛的不同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
金庸从不被主流文学体制认可到被捧为大师,从港派文学思想和作风对大陆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象征,意味着南方商业型文化向中原体制型文化渗透,一种跟中国古代传统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又跟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休闲型审美文化开始由香港岛北上中原,并为大陆文化所接受。
王朔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当中,他的许多小说段落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在学在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葛红兵)
经过:
一、1999年11月1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3000多字题为《我
看金庸》的文章,以王朔式的刻薄叫板金庸,批评金庸小说,几乎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提出全盘否定的意见。“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 ”(百度知道)
王朔对金庸的小说的批评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王朔认为,读完金庸的小说,那些故事和人物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
第二,王朔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从立意到语言都没有脱出旧小说的俗套,是坏小说。
第三,王朔着重指出,中国的通俗小说确实太不发达,除了金庸的武侠,其他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门类都不值一提。(PPT-《第六章 金王之争与王朔金庸俗文学写作》)
二、1999年11月5日,王朔的《我看金庸》刊发后,一次是应《文汇报》
之约写的《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正式对王朔的批评作出归应,并提出了自己的四条想法,表示他经得住批评并不予计较(文学大家的以德服人)。(PPT-《第六章 金王之争与王朔金庸俗文学写作》)
以下是金庸的回复: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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