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杜月笙的“公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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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杜月笙的“公益”经

作者：暂无

来源：《环球慈善》 2013年第5期



辑/莫 府

杜月笙， 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 号月笙， 典出《周礼太司乐

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人如其名，杜月笙就这样由一个三餐不继的小混混，摇身一变成为威震上海滩的大亨。

当然，成为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的杜月笙也与慈善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

热心抗战

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当时在上海的浙江籍人士发起了募捐游艺大会，杜月笙也参与了，没想到高中头奖，他就当场捐出赈济灾民。由于他捐款数额巨大，在上海名声大振。

如果说这次捐赠是顺水人情的话，在1927年前后他进入工商界后，就开始积极参与各方的赈灾工作了。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都有慈善传统，比如虞洽卿、张静江等人总会在大灾到来之后积极募捐赈灾。

杜月笙对此更加投入，每次不但捐出大笔款项，而且为赈灾积极出谋划策。他曾经倡议将喜丧仪礼移作赈款，把黄金荣64岁寿仪大洋50288元移助赈款，还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游艺演剧助赈。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他的慈善行为就更加主动。

1 9 3 2年“一·二八”抗战中，蔡廷锴血战淞沪，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月笙是副会长），办公地点就设在福煦路1 8 1号——这里本来是杜月笙开设的赌场。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建战地服务团， 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

蔡廷锴曾经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 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据《申报》报道，“该会救济组所开办的7处临时医药所中，其中有4所为杜月笙出资兴建；为救济崇明难民，杜月笙又捐资1000元，占总捐款额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杜月笙还领导上海浦东同乡会积极为东北义勇军及难民募集捐款。仅1932年7月至1933年5月间，同乡会就开展数十次募集捐款活动，获得捐款17万多元，全部汇交东北救济协会直接支配。

红十字会副会长

正因为他在灾荒赈济和日常慈善工作上的成绩，1934年11月，杜月笙被推选为经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青帮头子当上红十字会副会长，放眼全球估计都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日军的入侵，身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杜月笙也把慈善重心转向了战地救护。他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多支救护队，创立24所临时救护医院，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在他的领导下，有4万多名受伤军民得到妥善救护。

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部署救护工作。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达260万人。杜月笙在其中出了大力，很多救护物资、车辆，都是在他的号召下募集到的。

除了捐款之外，杜月笙还直接创办慈善公益机构。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荪各捐资1万余元在浙江创办了宁波市时疫医院、仁济医院，获得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金质一等奖章。1931年，杜月笙在家乡建设了一所医院。1933年5月，他又与虞洽卿等人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当时如有重症病人留院医治，手术、医药、住院等，一概免费，并免费注射防疫针。

有感于家乡没有学校，杜月笙在家祠附近建了一所学校，费用全免。1931年7月，他又在法租界善钟路116号创办了私立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由自己的私人秘书陈群担任校长。他赞助学校常年经费，1933年6月他一次就捐给学校大洋两万元。直到1935年8月学校完成最后一次招生。

三碗面

作为没有受过教育，从上海小瘪三混入十里洋场的杜月笙，为什么这么关注慈善呢？这里面有他仁侠尚义的性格和支持抗日的爱国热情，但其中也不乏他的精明算计。杜月笙有句人生格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这 “三碗面”也许就是杜月笙的另类慈善观。

杜月笙自幼失学， 胸无点墨， 前半生的黑道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氓习气，也就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名以后，他逐渐懂得，在这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光靠拳头是不行的。因此，他用重金聘请说书先生，长期聆听《三国》、《水浒》、《岳飞传》、《七侠五义》等大书，从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学习古人的气度与权术。他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而不是“杜老板”，因为“先生”听起来儒雅。

30年代以后的杜月笙，越来越以地方士绅的身份期许，稳定地方，参与公益，襄助教育，主持公道，某种程度上，杜氏的确已脱胎换骨。

参与慈善与公益正是这种脱胎换骨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于是，杜月笙一边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一边利用租界内复杂的人事关系，上海社会的紊乱局面等客观因素，与社会各阶层多方接触。

他是青帮大亨，又有烟赌的巨额收入作支撑，他可以募款，也可以捐款，更可以充当募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因为他的这些独特条件，每次临时赈灾机构的发起人中总少不了他，筹募组主任也多由他担任。

通过一系列的慈善行为，身份也得到了提升，1936年当选为上海市总商会的常务理事，一直留在市商会的最高领导层。

1935年，国民政府查得杜月笙等人历次灾赈，“或自捐款在五万元以上，或奔走劝募在二十万元以上”，下令颁给杜月笙等人“三等采玉章”。这种荣誉勋章常颁给对国民政府有突出


贡献的人士。蒋介石、汪精卫都曾亲笔题词称颂他，蒋的题词是“乐善好施”，汪的题词是“仁民爱物”。

由此，杜月笙便给后人留下一个双面形象。一方面是心狠手辣，一方面是乐善好施。

曾经，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四处募款，成了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对于公益事业，“粪水可以浇花吗”也许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伦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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