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转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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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理论是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理论的一个中心论题,但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这一主题才首先在西方史学理论和随后产生的所谓历史哲学中逐渐明朗起来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理论转向时期。 一、经典理论时期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叶,西方学术界就社会转型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进步的概念转型的进程及其机制、转型的类型和目标等等)。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确立了转型理论的论域,建立了这一研究的主题,制订了基本的方法论。从本质上说,这一时期转型研究的核心观念是经典进化主义。孔德(A. Comte)和斯宾塞(H. Spenser)是这种经典进化主义转型论的奠基人。摩尔根(L. Morgan)提出了一种基于技术进步机制的转型理论,杜克海姆(E. Durkheim)着眼于从具体的社会实在域探求社会转型的机制。滕尼斯(F. Tonnies)持一种非进步的进化观,断定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人生存条件的恶化。不过,他列举的从原初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各种向度,却与其他论者并无二致。 二、实证研究时期

本世纪30年代以后,以斯宾格勒(O. Spengler)和汤因比(A. J. Toynbee)为代表的形态史学兴起,他们认为每种文化类型的演化特点各不相同、各有其发展道路,并对经典转型进化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一元论提出了挑战,建立了多元文化史观。 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面对哲学和历史学中对经典观念的质疑,而转向社会学、古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人种学和历史编纂学等实证科学领域,试图以经验成果为依据,寻求对经典的线性一元转型观念的支持,这一研究导向被称之为“新进化主义”。文化人类的新进化主义转型论代表人物是怀特(L. White)、斯图尔特(J. Steward)、萨林斯(M. Sahlins)、塞维斯(E. Service)。他们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为根据,在肯定和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寻求其内在的本质的同一性,从而维护经典转型论的一元化假定。社会学的新进化主义转型论主要代表是帕森斯(T. Parsons)。他的主要著作《社会:进化与比较透视》(1966)和《现代社会体系》(1971年),提出一种推广了的社会分工理论,对 社会转型做出了结构—机能主义的解释。和其他新进化主义者一样,帕森斯承认结构变迁的路线是非线性的,肯定在每个水平上“都包含不同形态和类型的大量变种”。但是,他仍然在普遍的意义上维护正统转型论的范式单一论,提出了一个两种进化(动乱和整合)过程,四个进化阶段(原始社会、高级原始社会、中古社会、现代社会)和四种进化机制(分化机制、适应增强机制、包容机制、价值淡化机制)的转型理论体系。他心目中的转型标准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对此,他并不讳言:“现代型社会是在一个单独的进货场地出现的,本质上属于欧洲和西方,属于地中海北部和罗马西半部的继承者们。然后,由西方基督教社会奠定了基础,从这里我们得到了所谓‘现代社会体系’”①。帕森斯主义成为西方转型研究正统观点的重要代表,其核心观念正是所谓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固然,新进化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经典理论的观点,转换了研究视角,这表现在力图回避从历史哲学上对社会进化和转型进行思辨性的建构,并尝试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对转型做描述性的说明。如果说,经典理论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型研究为重心,那么,新进化主义的研究重心则转向较具体的社会实体(文明,文化,独立的社团等等)转型的描述。如E.伦斯基(E. Lenski)和J.伦


斯基所说:“对现代进化主义来说,社会进化有更限制的意义,它不使用绝对的道德评价”②。但是,虽说如此,新进化主义却并没有从理念上真正突破经典假设,仍然坚持同一种转型终极目标,因此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趋同论,是各派研究者的共同特点，这一点在50—60年代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讨论中,表现得特别明

显。在所谓“历史的现代化定义”中,现代化不过是西方和美国化的混合物,其实就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行政化、民主化、理性化等过程,其深层动机被说成是个人主义成就动机的扩展和实现。如摩尔(W. Moore)的现代化定义是:“现代化是一个传统或前现代的社会整个向技术和联合的社会组织形态‘整体’的转型。这种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先进的’,在经济上是繁荣的、在政治上是相对稳定的西方世界各国”。③甚至就连承认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历史上的现代化道路有明显不同的学者,如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dadt),也曾认为南北方在现代化的目标方面,是没有区别的。他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这部颇有名气的著作中宣称:“历史上,现代化是向着这样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 体制变迁的过程:这一体制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西欧和北美发展起来,然后扩展到其他欧 洲国家,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又扩展到北美、亚洲和非洲的另一些国家”④。由此不难看出,转型理论的实质是什么。

三、理论转向时期

50年代西方社会理论的主流是“乐观派”。其中的一个导向是“起飞论”,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通过“起飞”直接进入发达社会;另一个导向是“过渡论”,认为“传统社会通过‘过渡阶段’转变为‘现代社会’”。60年代以后,“悲观派”逐渐占了上风。按“悲观派”的观点,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化转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自主内生的现代化,是由社会本身的固有力量在本土发生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是西欧和北美的模式。后期则是强制动员的现代化,它以对民众的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为特征,由于其强烈冲击性和突发性所造成的动荡和失衡,使欠发达国家并不一定“自动地”转变为发达国家,相反,倒是存在“现代化中断”的危险。克尔(C. Kerr)、罗斯托(W. Rostow)等人的经典观点,都诉诸主导群的创新和革命引发社会组织、政治生活、文化模式、日常行为,乃至信念立场的整体现代化。戈德索普(J. Goldthorpe)把这种工业主义逻辑概括为:“由于工业主义的推进并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一系列相异的建制结构和不同的信念与价值体系都必然会归并起来。所有社会,无论它们通过何种道路进入工业世界,都会日益接近起来,即使其形态不明晰,也完全是工业形态的”。这就是亨丁顿(S. P. Hun-tington)所说的:“传统社会除了缺乏现代性这一点相同之外,很少有共性,而现代化却在各种社会中引发了趋同的倾向”。他因而建立了“现代化是一种同质化过程”命题。

还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科学技术的统治和“工具理性”的主宰,造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社会与人都成了技术的附属物。本来,科技进步就当成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手段,现在,却反过来成为束缚人本性的枷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诉诸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或文化革命,这样,从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建出发,“新马克思主义”把未来的社会转型说成是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80年代后期,新转型理论在重新审视现代化标准时,也开始对彻底反传统的假定产生了怀疑。

我国对于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王雅林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文章对于在我国影响很大的、被称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箩“社会转型”论进行范式判别,提出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代替现行的


“二分范式转型论”。文章还论述了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必须处理好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提高全社会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关系,并指出在充满风险的现代化发展中要处理好“有序”和“无序”的关系。

郑红娥 经济学视野中的社会转型理论——厉以宁的转型发展理论述评，厉以宁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社会转型所进行的探究独具特色。本文对厉以宁先生的转型发展理论进行了述评

雷龙乾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一文中指出： 从历史观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既必须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那种把社会转型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应该区别于具体社会科学研究部门那种局限于社会转型细节问题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不能把社会转型概念泛化为抽象的历史哲学思辨。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转型研究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我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转型理论就是他们所创立的历史观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他们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问题的宏观理论方法,相应地,“五形态理论”则是微观理论方法。综合运用这两种认识方法,可以帮助正确认识当前社会转型实践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运用这种认识方法为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历史定位的杰出典范。 只有立足于历史观的高度,才能完整把握社会转型的本质、内容、动力和代价等不同方面,才能避免对社会转型内容的片面理解而忘却其整体性,才能避免对社会转型动力的片面理解而陷入精神决定论、外因决定论,才能避免对社会转型代价的片面理解而产生今不如昔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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