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论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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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论语》(一)

如果说对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经典是《圣经》,那么,影响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地区最深者,恐非《论语》一书莫属。

无论是作为五经之一还是四书之一(当然也是十三经之一),《论语》这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最早结集,毫无疑问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经典。古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如果不单纯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是指:《论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充分涉及“治天下”所必须面对的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也正因此,中国历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几乎无不为《论语》所吸引。但是,从二十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到六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再到八十年代的“河殇”,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几乎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也一度成为对自己的传统和经典最为陌生的民族。

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终于又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经典的重要性了。有趣的是,曾经让中国人如此熟悉的自家经典,当经历百年的解构之后重新进入广大百姓的意识世界时,却俨然成为一个完全的新生事物,以至于以现代的口语稍加解释,经由媒体宣传推广,不但普通大众,就连大学生这类一般知识阶层的群体,也同样感到“受用”无穷。一方面,这说明经典毕竟是经典;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中国人看来的确是“抛却自家无尽藏”(王阳明诗)太久,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论语》几千年来曾经为历代知识人反复研读、解说,不仅广大儒家知识人耳熟能详甚至可以信“口”拈来,其中的道理也长期为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

据东汉赵岐(一○八——二○一)《孟子题辞》,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文帝即设《论语》博士。其后,两汉之间,仿效《论语》体例而作的著作有扬雄(前五三——十八)的《法言》,批评包括《论语》在内儒家经典的有王充(约二七——九七)的《论衡》。在此两端之外,出现更多的则是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譬如,公元前五三年张禹(?——前五)校订《论语》。公元前后包咸(前六——六五)即开始对《论语》加以注解,有《论语包氏章句》,提出自己对《论语》这部经典的“一家之言”。其后大儒马融(七九——一六六)有《论语马氏训说》,郑玄(一二七——二○○)有《论语郑氏注》。三国时期陈群有《论语陈氏义说》,王肃(?——二二六)作《论语王氏义说》,均各出己意。而何宴(一九○——二四九)与孙邕、曹羲、荀四人合作,搜罗以往各家《论语》注,有《论语集解》,成为最早的一部汇集诸说的经典诠释之作,以往散佚的诸家《论语》注解,多赖此得以保存。

东汉末年,国家已乱。三国两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然而,即便在此期间,对《论语》的解释仍未止息。何宴、王肃之后,天才少年王弼(二二六——二四九)又有《论语释疑》之作。一般人唯知王弼注《老子》、《周易》,殊不知其人尚有注解《论语》的大作。王弼之后,还有缪播的《论语旨序》、李充(三二三年前后)的《论语李氏集注》、孙绰(三一四——三七一)的《论语孙氏集解》、范宁(三三九——四○一)的《论语范氏注》、顾欢(四二○——四八三)的《论语顾氏注》。而南朝梁人皇侃(四八八——五四五)的《论语集解义疏》,则仿效何宴的《集解》,汇集以往和时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十几家的《论语》注解,成为《论语》研究史上第一部极尽详备的注疏。以往一些佚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即在该书中得以保存。如王弼的《论语释疑》虽已亡佚,但其中五十多条却在《论语集解义疏》中保留了下来。 隋唐时期,虽佛教兴盛《论语》,的注解工作并未中断。陆德明(五五○——六三○)的《经典释文》和孔颖达(五七四——六四八)的《五经正义》自然包涵《论语》,而此前有刘炫(约五四六——六一三)的《论语注疏解经》,其后有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李翱(七七二——八四一)师徒二人各自的《论语笔解》。即便在五代宋初时期,仍有邢(九三二——一○一○)的《论语注疏解经》。

北宋以降,儒学进入复兴时期,关于《论语》的注解和诠释之作大量出现。南宋朱熹(一一三○——一二○○)先作《论语精义》,后作《论语集注》,使《论语》成为其后元明清三朝作为儒


家经典核心的“四书”之首。朱熹之前,《论语》的注解与诠释已经有程颐(一○三三——一一○七)的《程氏论语解》、苏轼(一○三七——一一○一)的《苏轼论语解》、苏辙(一○三九——一一一二)的《论语拾遗》、吕大临(一○四四——一○九一)的《吕氏论语解》、范祖禹(一○四一——一○九八)的《范氏论语解》、谢显道的《谢显道论语解》、陈祥道(一○六七年前后)的《论语全解》、游酢(一○五三——一一二三)的《论语杂解》、杨时(一○五三——一一三五)的《杨氏论语解》、胡寅(一○九八——一一五六)的《论语详说》、张(一一三三——一一八○)的《癸巳论语解》。朱熹之后,由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儒家传统新的核心经典,尤其是元代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论语》更是成为每一个稍有成就的儒家学者注解和诠释的首选。尤其在宋学的传统中,诠释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而建立“一家之言”者,几乎俯拾皆是。稍检《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对于朱熹之后《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诠释之富,即可令人叹为观止。在晚明时期,对于《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甚至超出了儒家知识人的范围,一些高僧大德也有关于《论语》的研究。譬如,晚明高僧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便有《论语点睛》的诠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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