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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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



从“青年文化”的视角看，“青少年流行文化”是青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它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也不同于“主流文化”。从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现实状况来看，可以认为“青少年流行文化”是在青少年中存在的、具有青少年特殊性的流行文化现象。寻求个体意识，而非不是集体意义，是“青少年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乃至“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根本不同。



我国“大众文化”的两层含义

“大众文化”在我国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二是指“流行文化”。前者，是我国文化建设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向，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大众的”主要意思是指：（1）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3）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4）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这层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它的关系，是和“主流文化”的关系。

流行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不同于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的“大众文化”。这两者虽然都是与“精英文化”相对而言的，但是后者主要是文化权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要使人民群众掌握文化权，而打破文化为少数人所垄断的传统状况。“流行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不在文化权问题，而在于是否需要教育背景的问题。“精英文化”或者说“高雅文化”，“一般被界定为生产与传播受到社会精英人士的控制、以他们为主顾的文化产品”（[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3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社会精英将这种文化作为巩固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并将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的消费既需要较高的教育背景，也需要一定的审美传统，如欣赏古典音乐、戏剧（主要是歌剧），因而是身份的象征。“流行文化”则不然，它不要求教育背景或要求很低，而对它的消费也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在一般意义上，“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可以视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也似乎尽情地享受它们”（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4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因而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市场特征）、消费性和享受性。




“青少年流行文化”并非“大众文化”，也不完全是“流行文化”



“青少年流行文化”一般来说也具有“流行文化”的大众性、商业性、消费性和享受性特征。这在“追星”现象和青少年对时尚物品的消费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但是，如果就此将“青少年流行文化”归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又是不妥当的。这里不仅有年龄差异为基础而带来的文化趣味不同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青少年流行文化”在生产和消费方面与“流行文化”的不同。

年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趣味的不同，即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我国中年人所喜欢的京剧，青少年不喜欢乃至排斥。在流行文化中也是如此，中老年人所喜欢的一些文化产品，如某些古装电视连续剧，青少年并不关心；而年轻人喜欢的《流星花园》、《大话西游》也不被其他年龄层的人所接受。但是，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并不是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与“流行文化”区别开来的主要原因，关键还在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方面。

“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主要是商家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东西，而“青年文化”则不然。有些青年文化现象，是青年自身生产的或从青年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如“出国热”、“考研热”；还有“青年流行语”，如“偶像”（呕吐的对象）、“情圣”（圣即剩：情人都走了，剩下自己一个）、“魅力”（霉力）等等。有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看似商家生产，实际上却受青少年的左右，如“偶像剧”、流行歌曲。换言之，商家生产这些东西，一是根据青少年的需要，二是要看青少年是否欢迎。因而，这里就有所谓试探性策略和从年轻人中发掘新人的问题。例如，卡通玩具等一些消费品的生产，就是青少年喜欢某种相关的文化产品（如漫画）之后，商家才去开发的，“蜡笔小新”、“凯蒂猫”之类均是如此。

在消费层面上，一般的“大众文化”之消费并没有“重新赋义”的问题，而“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消费则不然。换句话说，“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消费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积极的“赋义”过程，如青年对Snoopy、“流氓兔”表征意义的解释，一些有意识的语言的创新性用法或误用（恐龙、美眉、帅哥<蟋蟀的哥哥>、“I服了U”等），特别是对摇滚乐的欣赏等。当然，这种“赋义”过程，视青少年是否参与这种文化现象的制造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在积极参与制造，或本身就是青少年制造的文化现象，这种“赋义”就特别明显，也可以看作是青少年态度的表达；而没有参与制造或生产的情况下，青少年主要是对文化产品的重新解读。

从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特别是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青少年流行文化”并不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或不完全是“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青少年流行文化”并不具有“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大众性”，而是具有“小众”的特征，即其中的群体分化状况要较“大众文化”严重得多；也不具有“流行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商业性和市场性特征。更为突出的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消费过程，并不完全是享受的过程，而是“赋义”和“表达”


的过程。因此，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来看待，并不恰当，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表达”特征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更多地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内在的紧张关系。

“主流文化”是反映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化。主流文化的生产者是政府或政府支持、资助的机构。政府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生产者、引导者、监督者（审查者）和资助者。当政府发挥生产者和资助者的角色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现象均为“主流文化”现象，例如《走进新时代》的流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和“保尔热”、“文学锋现象”等都是“主流文化”现象。虽然这样文化产品或文化现象都得到了青少年的支持与参与，但不是或不完全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些文化现象中，青少年都在接受主流价值观念的教育和熏陶。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生产，主要不是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而是商家和青少年群体自身。这是“青少年流行文化”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标志之一。当然，这并不是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说“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主要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那么“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和其他方面的冲突上。“青少年流行文化”往往带有对权威的解构的色彩，而无论这种权威是政治权威，还是道德或审美的权威。因而，“青少年流行文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冲击既存的由权威体系支撑的价值观念。这种情况，在带有一定反讽意味的“流行语”和“地下摇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参见颜峻：《内心的噪音》中《谁的地下》等文，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主流文化”，主要是维护主流价值观念或被认可的意识形态，而对与这些价值观念相异的另类式的文化产品，会采取强硬或柔和的禁止与引导姿态。然而，在这些另类式的文化产品中，有一些是青少年所喜爱的、或是青少年制造的（例如，在《流星花园》问题上就是如此）。同时，有些青少年制造的文化现象（如摇滚），即使没有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也要承受商业、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压力。因此，“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事实上是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区别开来的重要尺度。当然，在现实情况下，也经常能够发现“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价值一致性。例如，在环境保护和志愿服务方面，两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抽象的一致性，并不能消解在具体价值取向上的紧张态势。因此，可以将文化张力作为区别“青少年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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