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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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背景 1：经济：

政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读经、习经成为了社会风尚。历代统治者通过兴太学及设立五经博士，向下层的知识分子敞开了一扇读书仕进的大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在这种情况之下，游学、游宦成了多数文人的生活状态，“游子”阶层也由此而生。他们纷纷涌向朝廷，走上了借读经以仕进的道路，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这条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碰到了“不遇”的情况，因而也时常抒发“不遇”之感。 文化:

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13]东汉佛教的大规模传入，虽然并没有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多少直接的印记，只有译经或依附于神仙道教的流行，但因为释教所讨论的本质问题正是人的“灵魂不灭，生死轮转”的问题。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影响是巨大的，

东汉佛法在地理上的分布，主要是以东京洛阳为中心，洛阳即是汉代唯一一个译经的地点；支谶、安世高等高僧在这里落脚；外地有士人来这里学经与出家；有明帝和桓帝先后奉佛求法兴祠；有高僧宣化，听者云集；城中又有多处佛寺建筑„„可见当时洛阳的风气。《十九首》中的笔调口吻亦是东汉中后期都城洛阳及边地凉州的下层知识分子所作，所以他们的思维正处在佛教气氛的笼罩之下是毫无疑问的。[②]

东汉是一个权威思想走向衰落的时代，经学固然被政府所支撑，但它所暴露出的弊端，也使其越来越难以维系人心；新兴佛、道思想固然力量较弱，但它富于张力和弹性的思维，更容易深入到人们心灵之深层，并逐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导思想。

二．基本知识

特点：1、标题为诗歌的第一句

2、东汉中下层文人五言诗代表作，多为无名氏。 地位：最早见于南朝·萧统的《文选》，它标志着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内容：多为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和士人宦途失意的悲叹。

艺术手法：善于将写景、抒情、叙事、议论熔为一炉，或运用比兴，达到高度的自然和谐。叙事委婉，抒情真挚，语言自然浅近而凝炼和谐。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透露的，是一种新的观点和态度。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人格、命运的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觉醒后的深重困惑、迷惘、焦灼。这是人类的心灵之音，它是灰暗的，也是沉痛的，它是消沉的，也是愤激的。它有光彩，它有奋争。因为它蕴育了一种契机，一种觉醒的契机，发现的契机，也必然是人走向成熟走向进步的契机 三： 1，《行行重行行》是《古诗十九首》中第一首，所写者乃是生离死别这个“老”题材，乍然读来，此诗似乎


亦无创意，无非仍是伤叹、愁惨、相思、憔悴—精神(情感)的折磨消蚀了肉体的光彩，云云。然而，正是在这种无意义的徒劳的期待中，人忽然觉悟到，岁月倏忽，人生何其短暂，与其去空守一个虚幻而白白消磨人的生命，勿宁抛开一切，抓住现实，切实生活，“潇洒走一回”；“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这一笔，道出了人对生命本体的观照。人，不是作物质的奴隶，就是作精神的奴隶。但是，当物质漫溢时，或当精神过甚时，即当这二者已然凌驾于人之上，而成为摧折人性的东西时，便会走向其反面。这里，情感(精神)的磨折使人省察了自身的肉体，从而由关注别人(相思)转而关注自己。马克思在论及人的本质时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第一部分，追叙初别，着重描写路远相见之难。开头两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是全诗的纲，总领下文。

第二部分，着重刻画思妇相思之苦。胡马、越鸟二句是说鸟兽还懂得依恋故乡，何况人呢？以鸟兽和人作比，是从好的方面揣度游子的心理。随着时间的飞驰，游子越走越远，思妇的相思之情也愈来愈深切。“衣带日已缓”形象地揭示了思妇的这种心情。她日益消瘦、衰老和“游子不顾反”形成对比。“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是从坏的方面怀疑游子薄幸，不过不愿直说，而是委婉地通过比喻表达心里的想法。最后两句是强作宽慰，实际上这种心情是很难“弃捐”勿“道”的，心绪不佳，“餐饭”也是很难“加”的。相思之苦本来是一种抽象的心理状态，可是作者通过胡马、越鸟、浮云、白日等恰切的比喻，带缓、人老等细致的描写，把悲苦的心情刻画得生动具体，淋漓尽致。

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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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诗十九首》大多篇章产生于东汉时期，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其作者群体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外游学、游宦或羁绊的“游子”。“游子”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其所抒发的羁旅之思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早在《诗经》中就有这类诗作。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就是写女子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的诗篇，从思妇的角度描写征战之苦，以富有情感色彩的景物烘托出思妇怀人的心思。《诗经・豳风・东山》是“游子”思乡之作，写了一位久戍在外、一旦获归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其思乡之情正是多数“游子”的心灵呼唤。此外还有《小雅・采薇》、《小雅・何草不黄》、《邶风・击鼓》，等等。在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征役、徭役一直不断，所以客居在外、羁旅之思自古有之。 “游子”的情思大大丰富了起来，这种多样风格与两汉时代社会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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