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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哪些人能够去台湾
政府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作为日后退守之地。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国民政府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政府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当时国民政府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据张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大略而言,最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
除军队及政府机关人员外,国民政府当日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迁徙。较典型的例外,是“山东流亡学生”数千人,因偶然的机缘,得山东同乡会、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国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争取学校、学生甚烈。及至国军在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逐渐失利,为不让学校及学生落入中共之手,曾一再动员北方各省大中小学校南迁。但在1949年,对“山东流亡学生”赴台,陈诚曾特意强调此乃个案,教育部也避谈此事,目的是尽量避免其他学校循例效尤。可见当日瓦解之势,已顾不上再谈什么“争夺青年”了。
就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便是上述政府组织的迁台人员,也无力给予良好照顾。譬如,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齐世英身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仅配给他“铁板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
1949年初,上海黄浦江畔,码头送行
私人旅客被严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务员、军人、商人
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因此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1946年,大陆迁台人数只有37978人,到1948年,这个数字增长2倍多,达到98580人。
陈诚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担”的考虑,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院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因公派员迁台者”“工商人士”等七类,他们凭借相关证明,填写“入台旅客登记表”后,可购票赴台。到台湾后,“于十日内向到达地区之主管户政机关及警察机关申请登记,否则得限令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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