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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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中 存在问题的分析

4了早间、白天和晚间三个时段，分别任命了三个直播总导演，整个新闻中心各部门的新闻资源，一律通过这三个时段推出。为了保证各个部门的利益协调，在直播期间，新闻中心每天晚上 8 点都要召开由新闻中心主任主持的直播新闻会议，总结当天的直播，讨论第二天的直播内容，协调各个部门工作，发现问题，在会议中直接解决。这样一个联席会议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工作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在将来其他的重大事件直播中将继续发挥作用。关于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中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许多媒体同仁和研究者多已详述，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央视新闻频道在汶川地震直播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下面试就观念、报道方式和体制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改进今后工作。

一、新闻观念在直播中调整，但仍需提升

5 月 12 日地震发生当天，由于事发突然，央视新闻中心的记者虽然集结赶往灾区，但由于成都机场临时关闭，许多记者都滞留在北京，前方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新闻频道在当天下午的直播中，以连线前方地方台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为主，随后当天晚上的直播，地震专家被请进演播室，开始对地震发生的原因、震级、防震知识等方面进行专业解释。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组合方式。但是，随后几天，随着记者陆续抵达震区，后方直播的演播室形式，却没有及时调整，还是以主持人和专家在演播室访谈，加以前方记者的连线，但似乎仍然以演播室为主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突发事件的直播，到底是以演播室的直播为主，还是以方新闻现场的直播为主？如果回顾央视过去的直播，无论是对非突发事件直播（如香港回归十周年）还是对突发事件直播（如雪灾报道），其主要模式都是演播室内主持人加专家，辅助前方记者的连线和小专题片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好处，从主持人的角度讲，有专家在场，直播更容易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又包括时间控制和内容控制。如果演播室内没有专家，无论对主持人，还是前方记者，还有整个直播支持系统的要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由于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头一次，因此，在最初的几天，整个直播系统还是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形式，但是很快，新闻中心的决策层发现，这种模式观众不接受。在直播开始的几天，央视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数据都是第二天就能拿到，经过对分钟收视率的研究发现，每到连线前方记者或者播放新闻短片的时候，收视率都成冲高曲线，而一到演播室专家访谈，收视率立即下降。其实这个规律本身也非常好理解，在当时，观众迫切地希望了解灾区现场的信息，而专家身处后方，对前方信息的了解程度，和普通观众在同一层次上，而知识性和背景性的信息，很快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传播，我们的专家又不敢对来自前方的信息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由此，观众流失势在必然。有鉴于此，从直播的第五天开始，新闻中心的领导直接命令播出线的负责人，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再请专家进演播室。这一转型，可以说是对央视新闻中心直播观念的一次颠覆。这意味着，整个直播逐渐转为以前方信息为主要内容，后方的演播室，只是一个信息的采集者和调度者。此其一。其二，在直播中，大量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以直播的形式完成的，包括记者的连线、现场的采访和画面，尤其是记者连线的直播形式，被大量广泛使用。但是，新闻直播，到底是对记者的直播，还是对现场的直播？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直播的前期，记者刚刚抵达现场，所拍的素材很难及时传回后方进行编辑整理。所以，来自前方的信息多数都是靠记者的连线口述完成，连线的频繁使用可以理解。但是，随着直播的深入，记者的连线仍然大量地使用，即便在直播一个新闻现场，例如正在抢救一个被埋的幸存者，整个过程也是以记者的叙述为主体，而新闻现场反而成了次要信息，从观众的角度看，记者在现场的行为过于积极。这种过于积极的介入，在有的时候，反而成了观众充分获取现场信息的障碍，而不是帮手。如果我 们回顾整个地震直播，可能很难有一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现场直


播，多数都是记者的连线报道和零碎的现场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新闻事件的直播，应该首先满足观众即时收看现场信息的需要，如果观众能看懂，就不需要解释，只有在观众看不懂的时候，才需要记者在现场的补充。一个值得比较的例子是四川卫视。四川卫视在地震后也及时调整节目，改成了全天 24 小时直播灾情。由于四川卫视是一个地方台，无论在请嘉宾和现场报道的记者资源方面都无法和央视相比，由此，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来自前方的画面信息 （直播和非直播的），但如此策略，却意外取得了成功。在直播开始的几天时间里，四川卫视的收视率平均值一直高于央视新闻频道。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突发事件的直播中，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现场直播效果最好。 二、新闻报道方式亟待改进

在这次直播中，同时也暴露出央视新闻报道方式的陈旧。央视在多数灾难性报道中，都是以救灾和在救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对象。真正受灾的主体———灾民，在新闻报道中却成了配角。如果拿央视的新闻与平面媒体的报道相比较，就会发现，平媒更多地是将新闻视角放到了灾民身上。这些灾民因为地震而被改变的命运，是他们报道的主题。如果们在网上搜一下有关地震的图片，有大量展示灾情、表现人性的图片，但是，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央视的直播里较难看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客观的原因。这次地震直播，虽然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但对新闻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即便如此，央视也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在笔者看来，央视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要么沿着问责的路线发现“坏人”，要么就是报道好人好事，缺少较全面客观、较平和地记录和解释新闻。这种新闻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导致记者在拍摄采访过程中的职业角色过于“积极”。在灾区有记者为了发回报道，和灾民抢夺直升飞机的座位；有记者因在废墟边采访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伤员，而干扰了医务人员的救助；更有记者闯入手术室进行拍摄报道。当然，媒体过于积极的采访行为，并非央视所独有，但以央视较为典型。应该说，在极端的地震灾难中媒体的“积极性”行为，已经严重引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对于这一点，无论业者还是读者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从本质上讲，记者的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恶”的动机，他们也是受职业要求的驱使采取了这些方式。但是，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媒体在现有的环境下，给公众提供什么信息，如何提供信息，进而完成自己的职业的定位。这些方面，境外的电视媒体和国内同行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外媒记者在灾区的报道，并不总是冲到最前沿，即便是即将救出幸存者的场面，也较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境内媒体相比，境外电视媒体大多在观察和记录整个社会群体因为灾难而被改变的生活，而不是“侵略性”地介入事态。这种电视报道方式，应该给国内的同行带来一定的启示。

三、体制制约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产出效率

这次央视的直播，在第一时间就打破了栏目的限制，从直播系统上讲，晚间的直播时段，交给了新闻专题部的《新闻1+1》、《东方时空》和《新闻会客厅》三个栏目负责。而前方负责给直播提供新闻资源的记者，也打破了专题和新闻的限制，整个新闻中心的记者，不论是采编部、时政部，还是新闻专题部，都成为直播的新闻信息源，资源的整合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大程度。但正因为如此，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打破栏目之间的壁垒，绝非易事。在直播的前几天，整个晚间直播系统虽然由新闻专题部的三个栏目共同负责，但是却没有分开运行，而是整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但是，这一机制仅仅运行了不到一周，就宣告解体，后期的直播，分别由《东方时空》和《新闻1+1》栏目按天轮流值班，《新闻会客厅》栏目负责前方6记者传回素材的编辑整理。形成这样的局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问题。从体制上讲，打破栏目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体制上的配套，如果缺乏这样的配套措施，各个栏目还是会尽量安排自己的记者出镜，出片子。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上级对栏目的经费划拨，都是按照每期节目的播出量来提供的，这种类似于包干的财务管理方式，在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运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栏目因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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