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卷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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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皇帝,纪》孝,纪卷第,二十七

三年（壬申、一九二）

春正月丁丑〔一〕，大赦天下。

〔一〕徐绍桢曰：“正月庚寅朔，纪有丁丑疑误。”

牛辅遣李傕、郭汜、张〔济〕（倕）〔一〕、贾诩出兵击关东，先向孙坚〔二〕。坚移屯梁东，大为傕等所破。坚率千骑溃围而去。复相合战于阳人，大破傕军〔三〕。傕遂掠至陈留、颍川，荀彧乡人多被杀掠。〔一〕据袁纪下文及三国志、范书改。

〔二〕范书董卓传作“击破河南尹朱隽于中牟”。

〔三〕按三国志及范书，坚屯梁东及合战阳人，均系初平二年事。袁纪上卷已述孙坚自阳人进据洛阳，此又重出，恐有误夺。且坚于梁东一役，乃败于徐荣之手；而胜于阳人，系破胡轸、吕布之师，袁纪误也。

帝思东归，使侍中刘和出关诣其父太傅刘虞，令将兵来迎。道经南阳，袁术利虞为援，质刘和不遣，许以兵至俱西，命刘和为书与虞。虞得书，遣数千骑诣术。公孙瓒知术有异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从。瓒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有隙。初，五原人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既杀丁原，董卓信爱之，誓为父子。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卓性刚褊，忿不思难，尝以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捷避之，为卓致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尝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遂许之。

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卓置卫，自其营至于掖门。士孙瑞使骑都尉李顺将吕布亲兵十人〔一〕，伪着卫士服于掖门。卓将出，马败不进，卓怪之，欲还。布劝之，遂行。入门，卫士以戟刺之。卓衣内有铠，不入，伤臂坠车，大呼曰：“吕布何在！”对曰：“在此。”布曰：“有诏。”趣兵斩之。卓骂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斩之。卓母子皆诛之，尸于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二〕。

〔一〕按三国志、范书“李顺”均作“李肃”。李贤曰：“肃，吕布同郡人。”

〔二〕三国志、范书均作“守尸吏自然火置卓脐中”，非王允所使。袁纪所述，与情理不合。

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少好任侠，尝游羌中，尽与诸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相与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双带两□，左右驰射。稍以军功，遂至大将军。

卓之死，蔡邕在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国之大贼，弑主残臣，天地所不覆，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国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大诛，而更嗟叹。礼之所去，邢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谢允曰：“虽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说，岂当以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谬出患入，正谓邕也。愿黔首为刑，以继汉史。” 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微，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受谤议。”遂杀邕〔一〕。

〔一〕裴松之曰：“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按司马迁直书汉事，不避忌讳，故汉代秘其书，流布不及汉书之广。类聚卷十引班固典引叙云：“永平十七年，诏因曰：‘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此言代表汉代官方对史迁的正式评价，故王允因之，言史记为“谤书”，非其个人独特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