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先生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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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的写作风格



1 梁实秋先生的冲淡也是他个性的特点之一，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幽默在他文中的位置显眼。《老年》一文应是他这一特点得到充分发挥的代表之作了，文中有道：“五欲全销，并非易事，若已全销，人间又还有何留恋的呢。”仅以此一句作结，便将全文冲淡的感情显露无疑。说到冲淡，这与他从师周作人不无关系，同样，他的冲淡虽有自己的特点，却不及周作人的深刻。我们试比较一下周作人《故乡的野草》中的结尾：“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逢窗下总是露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来，这也就是上坟船的证据了。”这种差距也许可以让人从另一角度理解：梁实秋不是天性轻松的吗？他师承周作人的冲淡，却不及其深刻；他追慕林语堂的幽默，却不及其机智，但是，他却恰到好处的中和了周、林二人的冲淡与幽默，创造出了自己文体的自然与雅洁，自己个性的独特与完整，不得不说，这种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风格的人生态度是令人赞叹的。

幽默与冲淡的完美结合，便成一种极为雅致的文学风格，也成为先生人生态度的精粹，读其文，观其人，会有一种清新而不失典雅的感受。从作品的篇幅来说，多是短小精焊的美文，简洁明澈，以雅化俗，常使人读后齿颊留香。在对中国文坛“浪漫之子”徐志摩的评价之中，有这样一句话，给人感受至深，典型体现了雅致文风：“如果真以为诗有翅膀，能把诗人带到天空，海阔天空的俯瞰这乌烟瘴气的人间，而且能长久的凭空御虚，逍遥于浩天之上，则会体验到真的天堂。”做人怎样算是雅致？看看梁实秋先生的为人风格：以完美的态度面对人生，以浪漫而务实的态度实现人生，以平淡的过程度过人生，实在是雅致至极。梁先生曾到过四川，称当地民舍为“雅舍”，一入住后，久久不愿离去，“雅舍”中，梁实秋获得了作文的雅兴与为人的雅趣。同时，逐步奠定了他的雅致之风，铸就了他的高雅人格，从而也才有了梁实秋的雅致人生。

梁实秋用手中轻快的笔展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严谨中有谦逊；轻松后有幽默，更有丝丝的冲淡蕴含其间，汇成清新隽永的雅致人生。他给后辈学者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那表面的文字。

读过梁先生的人生哲学，想想，我们也应拿出人生的钥匙，开始解读自己的人生哲学了吧。我们带着世纪的曙光，因此，我们应阳光一般的走着；我们带着时代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自豪的跑着；我们不是弱不禁风、离不开温室的花，因此，我们应该独立和坚强的生活；我们更不是历史的奴隶，因此，我们要带着个性的翅膀飞翔！如是解读我们的人生哲学„„

从客观的角度去看梁实秋，我认为，从他的人生哲学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确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值得我们学习，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永桓不变的人世定则，使得我要努力用全面而批判的眼光去解读这位文坛名家。他似乎没有那种浪漫的态度，使得他的文章总是很平实。我并不认为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便是作文的最佳风格，人，应该有浪漫之气，会想，会追求，而不是仅仅拘束于现实人生。只可惜他没有从徐志摩那儿沾染点罗曼蒂克。另外，梁实秋的杂文言辞不够犀利，缺少点锋芒，虽然有幽默的讽刺、完整的辩证结构，也不缺少丰富的例证，但气蕴不够，便有懈可击。

作者小处着眼，大处落笔，纵横生发，笔触较为恣肆，却颇有絮语散文的特色，给人们一种沉静的感觉。作者以雅致的渲染揭露了这个世界上的高等动物身上的种种疵点，揭示了社会


的缺憾。在批评中带有道德意味，这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应该说有永久性的价值，可见它在港台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中成为人们所喜欢的书，出版达四十多次而不衰，绝非偶然。

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梁实秋的文艺观有两个要点：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梁氏对人性极其重视，但他所主张的人性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暂且拘泥于对当时政治价值和标准，判断注重艺术方面的借鉴。

2.梁实秋先生，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今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

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小时候念过私塾。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读书。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用美国返还中国庚子年的一半赔款而建的。招生按照当年各省的赔款摊派比率，在清华读满八年后，可以出国留学。在清华学校期间，五四运动对他影响很大。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数所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梁实秋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来在国内数所大学任教。梁实秋回国后，曾和胡适、徐志摩等人共创新月书店，是当时文坛"新月派"后期的大将之一。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期间，他在副刊上写了这么一篇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木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茫然。这篇小小的编者按引发了文坛的大地震。有人在报纸上说，抗战时期的一切都与抗战有关，写文章也一定和抗战有关联，你梁实秋说某些文章可以“与抗战无关”，是何居心？

“与抗战无关论”的罪名让梁实秋背负了几十年。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文学国际会议上，国内大陆的一位代表还在会议上重提此事。但是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提到"抗战"二字的次数很多。他在抗战开始时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孤身一人从汉口逃到重庆，和夫人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他对日本人的痛恨可想而知。因为一篇编辑的约稿文章，就说他不支持抗战的人，未免有些别有用心。

1940年，梁实秋本来想随一个访问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实秋只好终止随团访问。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又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先是鲁迅的“丧家的资产阶级的泛走狗”，又有毛泽东的亲批在后，“反动文人”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了。49年梁实秋去台湾后，他的作品在大陆再也没有出版过（和鲁迅在台湾的待遇一样），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

梁实秋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政治言论，例如和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宣言》等。到台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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