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课堂传播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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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课堂传播些什么

现代科学在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许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在大众普及方面非常有限。季羡林老先生留学德国时，房东太太和他讨论哲学问题；日本有过随时随地看到有人在阅读的时代；美国在电灯未发明之前，劳工都会在上工之前就着黎明的曙光读点东西，并谈论政治问题。鉴于特殊的历史，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举国对知识渴求如狂的年代。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传播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成熟于70年代，当时在19世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已经俨然是传播学的学科土壤了。这些原因导致传播学尤其与一般人之间存在隔膜。从1980年到现在，这种隔膜的状况好了许多，至少我回答别人教什么时，对方还知道有个传播学。但具体传播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多数人又不甚了了，或者狭义理解为教新闻的。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


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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