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夕阳红——读《诗经·王风·黍离》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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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夕阳红——读《诗经·王风·黍离》有感

［摘要］历朝历代，每当兴废交替之际，无数国破家亡、忧天悯人的仁人志士心牵故国、魂系宗庙，如屈原、杜甫、李煜、姜夔等等，发黍离之悲、麦秀之哀、离骚之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黍离哀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我国抒情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黍离之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开启了我国“缘事而发，感于哀乐”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立身处世和治家理国，其意义与价值不容我在这里赘述，本文试图将读了《王风?黍离》后的感想略陈一二。 西周最后一个君王周幽王残虐无道、政治腐败、人民痛苦，为博得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置天下社稷于不顾，终于天怒人怨，导致异族的大举入侵和诸侯的武力干涉，幽王被杀，王室继而衰微，统一的周朝中央政权从此一去不返。由晋、郑两国拥立的平王为避犬戎侵扰，将国都由镐京迁往洛邑。从此，诸侯林立，五霸纷争，弱肉强食，互相吞并，动辄干戈火并，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周王室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和工具而存在。生活在洛邑，也就是所谓的王城中的人们，心中满布阴霾，《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诗歌。《王风》共十首，大部分表现了战乱的现实和人民的哀苦，“哀怒悲愤和无可奈何，也因此成了《王风》 主旋律”（1），例如《黍离》、《君子于役》、《中谷有推》、《兔爰》、《葛》、《大车》等，都是这种悲慨之音的具体表现。其中《黍离》尤其典型，麦秀之悲、黍离之痛更成为后世万千国破家亡、遭际兴衰的爱国志士的千古绝唱。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黍离》这首具有原型意义的诗：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序说：“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世皆承其说，《笺》云：“宗庙宫室毁坏而其地尽为禾黍，我以黍离之时至，稷则尚苗。”朱熹《诗集传》亦说：“周既东迁，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遥遥，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怒之深也。”《黍离》这首诗的大体意蕴确实如此，作者行役来到故都，当年象征统治威权的龙楼凤阁已经杳无痕迹，眼前满目苍凉：寒烟衰草，断壁残垣，斜阳碑墓，昔日的繁荣已经被青青禾黍所取




代，作者心旌摇摇，隅隅独行，面对世事的沧桑变化，伤时忧国之情不能自已。并且联想到自己身处群小之中，慷慨之志不能酬谢，一股抑郁不平的牢骚之气融合着家国不幸悲慨之情喷涌而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就把家事、国事、天下事融为一体，其中有对故国社稷的缅怀眷恋，对神州陆沉的悲叹哀吟，有对个人身世的发泄诉说，并且从个人的哀叹升华到国家的巨痛，再凝聚成整个民族的忧伤怀念，荡气回肠、动人心魄，这种亡国败家的忧思哀怨，是那样深广而沉重，令人难以摆脱，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特殊历史的写照，也是动荡不平多灾多难的民族心声的抒发。因此，“黍离之悲”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情结，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羁旅行役之愁，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包容了怀古、思乡、悲天悯人、伤时感世等多种情感在内的深层幽思，并且它以超迈宏阔的境界感应着后世无数士人的心灵和情感。



纵观中国历史，几度兴衰盛亡，几度改朝换代，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说不尽的春去冬来，述不完的人世变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然而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却分多合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战乱中悄然遛走，例如周末、汉末、魏晋六朝、晚唐五代十国、宋元之交、明清之际，一直延续到近代，始终战火纷飞、兵连祸接。但紧随家国的兴亡同时诞生了一大批遗响后世的优秀诗人，他们唱出了人民的悲苦、国家的深恸和民族的创伤。东汉冯衍《显志赋》中就说：“盖忠臣过故墟而嘘唏，孝子入旧室而哀叹。”由此，多少背井离乡之人，多少国破家亡之士，面对山河改色，社稷易姓，无限伤感由衷而发，对故国的眷念、对亲人的思念、对现实的愤懑、对天下苍生的哀怜，汇聚成一股悲壮的黍离之歌，在我国抒情文学中滔滔不息、绵绵流长。



饱经王朝衰败辛酸、直接承袭这种“黍离之痛”的文化精神，并且将之加以升华的一个典型人物就是楚辞的开创者屈原。屈原也是生在楚国由兴入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与楚国王族同姓，博古通今、娴于辞令，早年受楚王信任，身居高位，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草拟诏书，辅修国史，可谓春风得意。然而 ，怀王任用群小，他被贵族集团一再诋毁、排挤，被怀王疏远，甚至被流放。面对着社稷将倾，国家危在旦夕的惨况，诗人屈原忧心如焚，满腔焦痛化为“离骚”之恨——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对黑暗现实的抗争怒诉，以及对宗国难以割舍的情怀。在都城被攻破的时候，这种一脉相承的“麦秀之悲”、“黍离之痛”，以及“离骚之恨”在《哀郢》中喷涌而出：“黄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都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申之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迢荒忽其焉极！楫齐杨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将远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之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全诗围绕故都远离难以再见的悲慨，将对故国深深的眷念之情，对君王的怀念之思，对百姓离散的哀悯之意，饱蘸爱国的血泪，发出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愿望，忧国忧民、痛心疾首的玉洁冰心人所共见，所以，“离骚之恨”虽然接受了“黍离之痛”的文化意蕴，却超越了“麦秀之悲”的无奈情绪和回避态度，具有更加撼人心魄的爱国主义力量。



与《春望》相似，都以“春天”来作为王朝象征的如刘辰翁的《兰陵王?




丙子送春》：“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丙子，即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是年二月，元军攻陷临安，三月，伯彦等虏恭帝及太后北去，宰相陈宜中及部分宗室趁机从海路逃至福建，并在福州拥立端宗赵昰继续与元军对抗，这首词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巨大社会变动。这首词表面上写春天，实际上是南宋王朝的象征。所谓“送春”，即哀悼南宋王朝的灭亡。“乱鸦过，斗转城荒”，元军攻入都城，城市荒芜，一片混乱，以“春去人间无路”为中心，作者直接抒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春去，谁最苦”、“春去，尚来否”，反映了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故国神游”的悲哀。词中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深悲巨痛，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



“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3），黍离之悲的文学情结，是血和泪的凝结，饱含着文人士大夫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也高扬着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由于黍离悲歌的作者都经历了国破家亡或者兴衰成败的惨况，感触深刻，字字血泪，“黍离之痛多唉中有怨，主调悲愤，其和声多是悲切、悲壮、悲惜、悲悼等深沉的情感，感痛力度较强”（4），因此，其抒情风格是直抒胸臆，泄涌而出，冲破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在我国抒情文学体系中独具风格，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且以今昔对比的形式，或者用因物感兴的特点，意味悠长、发人深思、警人心魄，这在我国诗歌史上也是独占鳌头的。直到今天，那种往事成空、神游故国、青山依旧、几度兴废的悲壮意境仍然为千万人所共鸣，其悠悠哀思仍然震撼着子子孙孙的心灵和脉搏，如浩浩江水，东流不绝。



参考书目： 1）《新选唐诗三百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宋词三百首》，上疆村民选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 3）《楚辞》黄山书社出版，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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