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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妇女社会地位观的改变
晚清社会妇女观的变革，首先是破除男尊女卑的妇女社会地位观，树立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观。
男女平等观念的确立。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在道德思想上是歧视妇女的，从孔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妇女观到东汉班昭“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思想的理论定位，再到宋明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念的强化，都深深地束缚着妇女，使妇女长期依附于男性，在社会地位中处于从属地位。到了戊戌时期，出现了为妇女解放而呐喊的社会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和纲常名教对妇女的重重束缚和迫害，大声疾呼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指出，“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①所以要“平等相均”。②但是在封建社会，妇女不但“婚姻不自由”，并且“为囚”、“为刑”、“为奴”、“为玩”。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志士深为广大妇女受压迫受奴役而不平，指出重男轻女是至暴乱无理之法，“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③
思想观念的改变固然需要舆论的宣传，但仅靠舆论宣传并不能彻底改变民众的观念，晚清女子学校的兴起却改变了这种状况。1898年，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此后，上海的爱国女学、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南京的旅宁女学等先后创办，掀起了晚清女子教育的初步兴盛局面。随着女学的纷纷兴起，继之而起的女子参与社会工作，女子走出家门走向学校继而走向社会，女学对改变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等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习俗的改变，婚俗观念的转变，妇女在婚姻中自主观念的确立。传统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妇以夫贵”“妻为内助”等性别伦理说教对女性加以教化和禁锢，使女性被迫困守在家庭，完全依靠男人生活，毫无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婚俗观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和迫害妇女的利剑。女子学校教育兴起之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不良的婚俗在逐渐改变，“其论婚也，选择则归之父母，而可否仍决于一己，男女相悦，即可请命于父母以成其事。日后如何治家营业，如何教育儿女，和舟共济，不相牵制。”④
不论是男女平等观的确立，还是家庭伦理观念的变革，婚俗观念的改变，都深受晚清女子学校教育兴起和发展的影响。晚清女学尽管办学宗旨有培养贤妻良母之意，然其学习目标也兼有“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⑤女子学校中提倡的男女平等观念，主张女子无论在家庭内外都和男子具有平等的地位，妻子不再从属于丈夫，妇女不再依附于男人。女学堂“讲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课程的开设侧重于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诸如医学、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这些无疑是对旧封建的伦理纲常的极大冲击。自此，封建统治者用以禁锢妇女的纲常伦理开始动摇，宽松的妇女发展环境得以形成，妇女开始走向社会。
从家庭妇女到职业妇女——妇女社会角色观的转变
社会角色的独立，社会分工中的独当一面，是妇女地位提高的表现。要使女子自立，就必须首先唤起长期深闭闺门的观念，树立起女子参与社会工作的职业观。唯其如此，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角色，让妇女从家庭妇女的角色转变为社会职业分子中的角色，就成为了妇女
地位提高的关键问题，而这正是教育的职责。晚清的女子教育对这一职责的实现做了恰当的注解。
清末“新政”时期，女子职业学堂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提倡。这些女子职业学校多以与家庭有关的琐事中设置学科或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如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设置绒线、针黹、织造和车造(即机器裁缝)四科;扬州女工传习所所设课程则有“国文、女学绘图读本、算术、中西笔算、珠算、针黹、绒绣、线绣、刺锦、品金、绣金、中西各式衣帽、鞋袜、中枕、雪衣、汗衫等。”⑥通过这些学科的设置和课程的开设，蚕桑、缝纫、织造、刺绣等近代第一批女子职业得以产生，同时也培养、造就了近代第一批职业女性。
总的说来，这些独立的女子职业学堂，尽管形式不同，但都以对女性进行职业训练，提高妇女的社会生活能力，使女子能够自立自强为宗旨。这些学堂的创办，客观上成为了为女子冀经济独立而谋社会地位的重要步骤，为养成女性自立的资格，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最终实现其经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一些思想进步的女子正是通过女子职业教育，走上谋取经济独立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性。如康同薇、蒋畹芳等独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成为最早的女新闻人;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等相继走出家门，走向世界，并在学成以后毅然归国，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医生、女专家。并且，在这些职业女性的影响和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深受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妇女开始走出闺房，迈向社会，投身于自身解放乃至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
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知识妇女——妇女素质观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妇女素质观实质是一种道德素质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妇女素质观的基本主张，“妇德、妇言、妇容、妇勤”是对妇女素质的基本要求，使女子“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⑦妇女“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⑧而到了晚清，在女子教育兴起后，由于大批知识妇女的出现，这一观念被彻底颠覆了，有知识、有文化、有才干成为了对妇女素质的崭新要求。
观念上的转变。早期的维新派人士郑观应指出，“天下者，家之积，家者，夫妇之积。吾未见家道不正，天下可得而治也。世徒知男子不读书为无学，不可以齐家，而乌知女子关系为尤重耶?”因此，“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⑨
行动上的实施。1902年，由中国教育学会成员蒋智由、黄宗仰提议，蔡元培等联名发起，于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该校以知识型、思想型的教育为宗旨，这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史上起了划阶段性的作用。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学的教学内容除了伦理道德的内容外，侧重于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诸如医学、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爱国女学的建立，特别是从学制上对女子教育承认，包括对女学教学内容的规定，实际上暗含着对女性素质的崭新要求，是一种新知识妇女观在制度上的确立。
知识妇女观的树立，新型妇女素质观的确立，是男女平等的必然结果，更是晚清女子教育兴起的必然结果。女子能力的获得，必须以知识和学问作为基础，以教育为途径。近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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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