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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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

作者：马睿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01期

〔作者简介〕马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4。 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上，对“女性”这一范畴的每一次重新阐释，往往都会触发理论的突破。这也是我读到王虹《“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一书，觉得耳目一新之余，更认为她提出的“近女性”概念大有理论潜力可挖的原因。

“理论”是人类在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一种新的理论的形成过程，得力于实践的源泉、动力。女性主义运动是在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促发中呈阶段性推进的，新的处境、新的诉求，自然也会要求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西方，女性主義的发展从18世纪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女权运动是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兴起的，主题是为女性群体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未质疑对人类群体进行的性别划分，基本上默认“女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一阶段的成就以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进入20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法律上的平等、政治身份和经济的独立，并不能根除社会文化观念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有必要深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的内在原因。西蒙娜·德·波伏娃起到理论先驱的作用，她在《第二性》一书中率先提出，“女性”不止是一个生物学事实，更是一个社会学事实，附加于“女性”的价值观念，是父权制为保证男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社会建构，是一套把“女性”贬为“第二性”的意识形态，并非女性的先天本质。这实际上是区分了“女性”这一范畴中的生物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并取消了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女性群体解除文化上、精神上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是女性主义运动迈出的意义深远的一步。此后第三阶段，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理论强调“主体”是不确定的、可变化的，始终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并非静态的存在。由此，女性主义理论也进一步淡化“女性”范畴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的关系，在朱迪思·巴特勒那里，性别被视为是一系列反复表演的文化仪式，一套反复引用的话语，“女性”成为一个身份认同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一种主体属性。这样的理论设想解构了历史上的性别二元区分的意义，但也弱化了现实中的女权运动的基础，体现了西方后女性主义阶段的特点。理论一骑，狂飙突进，而女性群体的现实处境仍然有待切实地改善。 “女性主义”对于中国人而言算是一个舶来词，是在近代之后才逐渐被引入到中国来的，因此它注定具有跨文化元素，但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汉语语境中“女性”、“女性主义”的复杂内涵和社会学背景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王虹的著作提出“近女性”与“流”的概念，可谓是在这一薄弱地带的尝试性开拓，试图建立一个兼容中西理论资源，打破固化性别分野的汉语的女性主义范畴，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虽然王虹对这一范畴的阐释和运用主要在艺术哲学领域，但其理论创新的潜力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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