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价值、限度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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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的价值、限度与突破

作者：伍婷婷《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9日 11版）



现代口述史学自上个世纪在美国兴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我国大陆学界关注口述史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进入21世纪，口述史特别是口述访谈呈迅猛发展之势。近几年，各类口述访谈层出不穷，由社会各界参与的大型口述项目也相继开展，让口述史不仅再次引发学界热议，而且也被愈来愈多的大众所关注。这场口述史热潮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将普通大众作为记录历史尤其是叙述历史的主体，也即由普通人来挖掘和记录大众的历史记忆和心声。面对历史学日益出现的“大众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反思口述历史的存在意义、现有局限和可能出路。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美国现代口述史的创始人艾伦·内文斯在1938年提出，有必要“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十年后，这种精英史观被他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继承。所谓精英，指的是政界、商界以及社会文化名流，尤以政界为重。他们的口述访谈弥补了已有文献史料的不足或空白，能够极大丰富美国国家史叙述的内容。1960年代后，原有的精英史观在美国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思潮影响下受到冲击，史学界的自我革新促使“自下而上”的新史观形成，新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不同于传统史学，新社会史重视平民大众的历史，主张让被以往文献历史忽略的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过程中口述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通过口述史的实践“看到了把从属群体的历史和文化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口述史寻求恢复个人的生活史，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缄默的对象说话。”

中国大陆地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发展带有美国口述史的印记，把重要历史人物列为访谈对象。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下，国内口述史访谈在起步之初也表现出精英与大众并重的特色。随着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口述史与大众历史的关联日渐突出，而新近的公共史学讨论更是视记录大众、大众记录的口述史为实现“让历史回到公众”的有效途径。这场“眼光向下”的史学运动，对于解放历史主体，推动阶层、代际、性别、族群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提高普通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尊严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比较显著的例子包括近年来对抗战老兵的访谈，以及《我从新疆来》中对100名在内地工作、生活新疆人的访谈等，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大众口述史的一个困局

除社会意义之外，大众口述史的重要作用在于推动史学多元发展，特别是为日常生活史、社会思想史，乃至宏大的政治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资源。但在这里大众口述史却面临着一个大众几乎难以察觉的矛盾：一方面，个人作为大众口述史访谈的主体，其讲述或是嵌套在某个历史事件或场景之下，或是内化于个体的人生经历之中，无论哪种形式，大众口述史的实践方式是从个人的角度获取历史记忆和认识，因而注重记录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知，力求反映不同生命个体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大众口述史的史料价值却不在呈现日常生活百态以及个体历史，而是要通过个体的历史去了解其背后社会的历史。理解后者需与大众口述史兴起的学理背景联系起来考虑。 大众口述史脱胎于新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虽然是在对国家史、政治史的反思中产生的，但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仍然运用诸如社会、文化、民族（族群）、地区等整体性概念，去分析具体事实背后整体性结构的意义，探讨整体的形塑、构成及其过程。整体之下，任何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个体及其人生均受制于整体亦反映整体之构成，


虽则个体经验可能具有某些方面的特殊性，但仍然是可以任意“匿名化”的个体，个体的呈现只为理解整体服务。因此，表面上记录个人记忆的大众口述史，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却在于促进理解整体社会。

当前这场“大众记录大众”的口述史运动的局限，正在于这一实践方式与终极目标的南辕北辙上。大众口述史记录过程中，某些纯个人化、猎奇化的倾向，大抵发端于此。这些倾向的滋生使得从口述史料中提炼出的只是些千篇一律的“社会记忆”，难以为把握历史脉络提供恰当的文本，历史解释被淹没于日常生活细节中。不仅如此，也有学者指出，历史解释的琐碎化最终也将导致史识的平庸化。

重归“社会精英”口述史

主张让“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却因此显得琐碎化的口述史，如何与视普通大众为“结构下的蚂蚁”的新社会史进行调和并取得突破呢？笔者认为，当下的口述史实践应当适度回归“社会精英”讲述的立场。这里“社会精英”有其特别界定，指的是某一地区、群体，或下层、边缘社会中，起到纵向与横向关联作用的人物，用人类学的术语可以称为“头人”；而放在传统史学的视野来看，他们的地位实际上也微乎其微。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历史之岛》里曾说：“头人过着整个部落的生活，他把与其他部落的联系集于一身„„头人的婚姻是部落间的联盟；其仪式性交换就是贸易；对他的伤害是战争的起因。这里，历史在原则上被拟人化，也就是说在结构上被拟人化。”在文明社会中，“社会精英”正是与头人相似的一类人，他们所卷入的社会性活动较之普通大众远为广泛与纵深，他们的人生各个阶段基本上就是社会及跨社会生活的写照。

曾为梁漱溟做过口述访谈的美国历史学者艾恺说：“大体来说，（美国）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间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这里“大众式”和“学术式”各自指的是对一般群众和政治历史人物的口述访谈，而梁漱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人物。艾恺去访谈是因为梁“是中国近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梁启超所言“关系的伟大”者如杜甫而非李白更适合做专史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笔者提倡的口述访谈对象，指的正是如上述人物那般集各类事件、关系于一身的“社会精英”，尽管这些“社会精英”经历的事件、集合的关系可能仅局限于一个村庄或小群体。 以往精英访谈多关涉成功者的口述史，其实失败精英的访谈同样值得重视。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的历史往往有别于成功者传递的历史信息。英国历史学者沈艾娣在《梦醒子》一书里，通过分析山西落魄乡绅刘大鹏的一生表明，失败者的视角恰好为反思关于现代性的整体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现代性并非对每个身临其境之人都产生积极影响，也不总意味着更好。当我们聆听失败者的声音时，在洞察整体社会的同时亦能为反思社会的历史进程提供可能的途径。

最后，重归“社会精英”口述史还与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论相关。基层日常生活价值理念或是生活逻辑往往受到精英群体的渗透、规划和塑造。甚至于国家与社会间的鸿沟也往往是被穿越社会边界的这一群体创造性地弥合起来或是进一步区隔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重提社会精英讲述在口述历史中的价值。透过社会精英的口述，一方面，有望为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宏观线索、社会结构的本相和变迁、意识形态的生成与重塑等问题提供助益；另一方面，原本缄默的社会借此发出了他们自我提炼过的声音，而非一片喧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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