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2022-12-17 22:57:18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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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一、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意义

历史的研究不出二种意义：一者，恢复历史的真实；二者，以史为鉴。印顺导师说：“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实际情况，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对于新生代的中国青年僧人，担负着住持如来正法、传扬佛法的重任，有关中国佛教史的修养，是最基本的知识修养。

1、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了解整个中国佛教的前提。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已两千年，成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对中国佛教史的学习，才能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哲学，就不懂中国文化，胡适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2、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从事佛教研究的基础。佛教研究涉及面十分广，无论是宗派、人物、区域史、文献的研究，都必须有中国佛教史的背景知识。

3、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了解现代佛教状况的钥匙。历史的继承性，所以有现实的今天。现代佛教状况的水平，正是由于在历史的时空中发展过来，其实现代佛教正是继承明清佛教的许多思想、制度、仪规等，而佛教教育更是民国年间太虚大师的翻版。

4、了解中国佛教史，有助于适应时代特征传播佛教，弘扬佛法；同时，以史为鉴，纠正当今佛教发展的弊端，如对“法难”的研究，正可以树立时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以高德为榜样，学习佛法，发心修行。

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资料来源

任何研究必须有一定的根据，历史的研究更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正是如此，敦煌遗书的发现，促进一个世界显学的兴起——敦煌学。

目前对佛教史料学有概括的研究阐述，有两本书：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在藏经中保存的史料十分丰富，如《大正藏》第49、50、51、52，《续藏经》中更多。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资料来源除了佛教本身的典籍资料以外，应当对外典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给予足够的重视。

（1）正史，即《二十五史》中与佛教相关的记载，这是研究佛教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料。

（2）文集，这是历代有关文献的集成，如《全唐文》、《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唐会要》、《宋会要》、《明会要》等，在台湾编辑《大藏经补编》中曾有略少收集。（3）方志、佛寺志，即是某一地区、某一寺院的专门史实记述，这是研究佛教区域史、人物史的重要资料，例如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就是依方志及僧传来统计历代区域所建的寺院。（4）道藏，这是道教的文献集成，因为道教在与佛教的斗争中，不断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仪规、戒律、忏法等，所以道藏是研究中国佛教与道教交涉的重要资料，将《道藏》中与佛

教相关的思想、戒律、忏法等辑出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日本鎌田茂雄曾经作过《道藏内佛教思想资料》。

（5）遗书，主要指敦煌遗书，其中百分九十是佛教文献，所以利用这批资料加强对中世纪佛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但对于佛教的研究，国际上以日本与法国最为突出，但远远不够，对敦煌遗书有关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需要青年僧人献身。而其中文书中的题记，没有经过有意识的整理，没有经过太多的中间解释和阐述，于是他们就把当时人们的思想——当然是普遍和一般的思想——直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并不讨论那些玄虚的“空”、“性”，而是在种种切身的愿望中坦率地表示着信仰的意义。（6）考古文物、金石资料。首先是典籍中所保存下来的金石资料，如《金石粹编》、《八琼室金石补正》、《陶斋藏石记》等，这里保存了许多造像铭文、碑文等，是研究佛教民众信仰的重要资料。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就是这方面的佳作。从造像的数量变化，可以反映出从南北朝到唐代弥勒、弥陀两大净土信仰的势力变化。现存文物，如造像、石窟、建筑、器具等实物。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造像，为北魏太安至太和年间所造，可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的成绩，以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的关系。所以，加强对佛教美术史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当然，这其中需要对图像进行解读，需要图象学的功夫。另外，即是最新出土的文物，即山东龙兴寺刚出土的佛像，即是研究北朝时期佛教的最新资料，对《文物》、《考古》、《文物与考古》这三个杂志必须重视起来。

（7）墓志，目前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这是研究佛教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8）笔记小说，这是一般民众思想的载体，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对佛教的思想、人物许多奇怪的描述，这是了解当时佛教民众信仰的重要资料。

（9）家谱，这是了解佛教人物的重要资料，例如家族与佛教，这是说明佛教信仰的继承性；世族与佛教，这是了解士家大族对佛教的支持与信仰，以及他们自身地位的变化，都非常有关系。如太原王氏与佛教。

三、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方法

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学习历史必须掌握六个W，WHO、WHEN、WHERE、WHAT、HOW、WHY。研究中国佛教史必须有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美术、文物等方面的基础常识，然后熟悉中国佛教史的轮廓，再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

在方法上，必须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借助《佛光大辞典》中所引用的资料）、熟读原始资料及最好的现代著作，在旧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多多发现与利用前人没有利用过的资料。最后，利用现代化电脑科技检索资料，则是二十一世纪僧青年必须掌握的手段。随着通史的逐渐完善，以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专宗史、社会经济史、制度史、艺术史、断代史、民俗史、区域史等方面。

应该利用的语言有梵语、巴利语、藏语、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