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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曰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柿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
“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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