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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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运动



经过了安禄山起兵国势顿衰，废池乔木，一蹶不振。此后的大历诗歌，普遍带有一种感伤的色彩，缺少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激越的时代感情，历来在史诗上评价甚低。不过，与安史之乱同时，杜甫首先开创了以古体诗，律诗写时事，开拓了诗歌的表现范围。杜甫也因此得到了“诗史”的美名。如他很负盛名的“三吏”，“三别”，《羌村三首》，《赠卫八处士》等诗歌，都是以时事入诗。如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一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一批文人，由于唐朝国运的转折，天宝年间的种种仕进捷径都已经行不通了。政治渐趋保守腐朽，科举取士更是被权臣把持利用。这群文人，在政治上很不得意，或者一生布衣，或者沉沦下潦，深刻的体味到社会的不公平和人民的悲辛。以元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开始冷眼旁观时代的消沉落寞，把人生的种种不得意和身边眼前的种种不公平写入诗中。他们主张诗歌要联系时政，直陈时弊，这点和陈志昂的观点相似。《系乐府序》中提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也是他们的政治教化作用的一种体现。元结还编了《箧中集》，收录了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人的五言古诗共二十四首。这些文人开创新乐府运动的先声。《箧中集》中收录的诗歌有强烈的现实性，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突出的国祚危机，比如：《舂陵行》，《贫妇词》，揭示了人民的饥寒交迫和贵族地主的贪得无厌，变本加厉。

贞元，元和年间，唐朝的政治有了一段“中兴”时期，唐诗逐步发展到了它的第二个高峰。起先有韩孟诗派的奇崛险怪以及韩愈，柳宗元为领袖的古文运动，而白居易则是用新乐府运动呼吁了韩柳古文运动。

先说一下新乐府运动，乐府诗虽然正式创立于汉代的武帝时候，但是《诗经》中的国风早就具备了乐府诗的一些基本特色。诗经国风的诗能够入乐演唱，充分体现了“饥者歌其实，劳者歌其事”的贴近生活，反应现实的特点。汉代乐府诗问世，是由汉代乐府机构采集配乐，后人总结汉代乐府诗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进一步发扬了《诗经》的传统。到了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以及建安七子，有了新的变化，他们用旧题来写当时的时事，为乐府诗的发展扩宽了写作题材。如曹操的《蒿里行》，在旧题中本是写的挽歌，但曹操借旧题抒怀言志。到了中唐时期，李绅首先创作了新体乐府诗二十首，引起了元稹的重视并且写了十二首和诗。而新乐府的名字，正式出自于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很有深度的批判揭露了中堂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他在自己创作的基础上，总结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诗歌的经验（上段已经提到），也发展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形成了自己重在批判现实，暴露现实黑暗，替人民抒发疾苦的一种诗歌理论。白居易在《采诗以补察时政》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所说的“感于事”，不只是历代诗人，理论家所说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而指的是当时中唐时期的不平之事。同时“动于情”，也不同于前人所说的一己私情，而是指悲愤不满的感情。可以看出，这是白居易对司马迁的《史记，自传》和钟嵘《诗品序》的继承，同时也接近于同时期韩愈“不平则鸣”的写散文的感情来源。这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但当然，在他的诗中不乏浪漫主


义的因素，即便是《新乐府五十首》，也有很多的夸张，对比的修辞手法。如他的《新丰折臂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这首诗里，白居易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勾勒出了一个为躲避服役而自残，最后苟活下来

的老翁的形象。整首诗，是由这个折臂翁自述的，这里是这首诗的节选。诗中折臂翁的话，整体上的事情脉络是写实的，但其中的点缀确实浪漫主义的手法。比如。“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都是白居易为了更好的表现折臂翁的不幸与无奈，以及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做法的述说。当时，也不难看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普遍缺少中国古典诗歌所强调的意境，这也是叙事诗的一个不足所在。当时，唐帝国在中原一带大肆征兵，三丁抽一人，捉去充兵，连枷赴役。前前后后遣兵二十余万，结果全军覆没。边功未立，天下怨哭，民不聊生。新丰折臂翁自残手臂的故事，是很典型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新丰折臂翁》这首诗，也因此成为了白居易新乐府诗，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民不幸，谴责贵族朝廷腐朽无能的代表作。同时，之前引用的白居易《采诗以补察时政》里的话，甚至也体现出了他认为诗歌创作源自于生活的唯物主义倾向。

六朝时期诗歌，严重的脱离现实，大部分诗人作诗只是单纯的吟风弄月，不关心社会和政治，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后来陈志昂，元结对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和脱离现实的倾向都有所批评，倡导一种言之有物的诗歌风气，主张诗人应关心现实，诗歌要反映现实。白居易实际上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民间疾苦的表现。《毛诗序》中写到：“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指出诗有两种政治的作用是“美刺”，要求诗既能够褒扬圣明，又能够指陈苛政。《毛诗序》是“美刺”并提的，还对“刺”附加了很多条框规矩，要求“发乎情，止乎礼”。汉以来，“刺”的作用被忽视，大部分诗赋都是美化时政。白居易在他的诗歌理论里面，针对汉以来的诗歌只美不刺的阿谀奉承的风气进行了批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过：“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此外，还有白居易的《采诗官》写到：“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这种君臣之间，，尽拣好听的说，彼此相乐的做法，白居易在这首都进行了揭露。白居易认为对时政不能只是美言，也要批评。而这种诗歌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写诗讽刺，即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论想法。这也就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论主要强调的就是诗歌对现实的批判。

其次是，白居易新乐府主张对民生疾苦的表达，是不同于前代诗论的。前代的诗论，尤其是儒家诗论总是要求诗歌对人民的教化作用。如《乐记》，《毛诗序》都提到过用诗歌使人心向善，民风淳朴，还可以使人民明白和学习“礼”。白居易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诗歌在国运昌盛时是多用于教化陶冶民风民俗，但是在时政出现弊端时则应该借诗歌以反映民生的艰难，人民的遭际。他在《寄唐生》一诗中写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


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还曾经《伤唐衢二首》中提到自己写作秦中吟十首的原因：“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在他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更是很详细的说出了他的有关于诗歌应为表达民生疾苦的诗论主张：“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这种鲜明的提出替人民表达不平的作诗原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

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理解上，也很前代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他继承了陈子昂的作诗应耿耿于“风骨”，“兴寄”的主张，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浮靡雕饰的诗风。他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都有学习陈子昂的三十八首《感遇》诗。白居易要求作诗应注意风雅比兴，提笔前要关心诗的内容，再者要有所寄托。如白居易在《策林·议文章》中写到“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从这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诗歌评价的标准，先是看诗歌的内容。但是诗歌的形式辞采，白居易也并不否定，他强调的是诗歌应该更注重的是抒发一种所思所困的情感。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很细致的论述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是互补融合的。他说诗人只有是有情怀有感触的人才能出流传千古的好诗。至于语言，那是从诗人的情怀中而来的，正如文如其人，是一个诗人自身素质，情怀的一种体现。比如李白的诗歌都是由激越的情感催发而出的，可谓是发兴无端，行云流水。这种做事方式后人难以学习，正是由于诗人不群的情怀。声律之美，则是由诗人由于某些触动，产生而来的一种自然的呼喊而出的，是要为诗歌的情感而转移的。比如杜甫用拗体写的《登高》，在音律之间表达出了一种急转直下，起落跌宕的情感，来映射他一生的坎坷际遇。而诗歌要表达情感内容，才是诗歌的基本，才是诗歌的归宿。当然诗歌只有情感内容也不行的，只有早语言上，韵律上做到恰到好处，才能使人收到诗歌的感染。所以说白居易倡导的诗歌形式是，既要表现民生反映现实，又要具有一定的语言感染力（正如，上文所说的浪漫主义的元素，就是白居易在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一种做法），这种诗歌形式被叫做新乐府体。

新乐府体诗歌，采用了民歌的风格，通俗直率，泼辣平实，很适合表现具有批判性质的内容。而且反映人民疾苦，也需要人民能读得懂，相传白居易每次写完诗歌都会找一个老妇人，把诗歌读给她听，然后一改再改，直到老妇人听的懂了他诗的内容方才定稿。这和北宋时期，苏轼，黄庭坚等人，追求用典用事，尽力让人读不通看不懂的做法，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曾总结过新乐府体的特点：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从《新乐府序》中说的新乐府体的风格：文采应该是质朴的，读之易懂；语言应该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写的事情必须是确有其事；体裁应该是自由灵活，易于传唱。（但是，白居易并不要求诗歌要像古乐府一样入乐，只是宜于吟咏。）这些风格特点中，白居易提到的“直”和“切”，在当时就受到了报复，在后世的诗论家也认为他不够温柔敦厚，诽谤时政。如有人说，白乐天的新乐府，几乎是在骂人。但这些观点，也可以反面证明了白居易诗歌的真切直率的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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