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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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是什么意思

鲁迅先生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同样适用于他的文艺思想，“史家之绝唱”说得是其史学价值，对应着实录精神，“无韵之离骚”强调其文学价值，对应着“发愤著书”说，两者将文与质有机的统一在一起，使《史记》的叙事艺术流传百世。

一、“史家之绝唱”之实录精神

司马迁继承先秦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注重调查研究，去伪存真，故历代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写实主义的实录精神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和中国古代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首先体现在其写史叙事的准备工作上，创作要如实的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还原真实的历史情节，亲身进行考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表现在他的写作态度和写作原则上，“不虚美，不隐恶”，保证历史的真实和公正。他写史是非分明。如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不受时人的观念限制，独抒己见，他以事实为依据，既批判了秦始皇的暴政，又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进行肯定。在写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不虚美，不隐恶，通过互见法”巧妙的把刘邦的性格和伪善表现出来，虽然对项羽有同情之感，但也从事实出发，写出了项羽刚愎自用，不善拉拢人心的缺点表


现出来。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写作手法经后世刘向、班固、金圣叹、方苞等推广，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散文创作的典范规则。 二、“无韵之离骚”之发愤著书说

“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在《太史公序》论述的，司马迁横遭李陵之祸，被受极刑，想当初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因而动心忍性，发愤著书，终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实际是一种创作动机的理论，或者是创作目的的理论，就《离骚》的创作，他指出屈原有感于当时朝廷邪正不辨，小人当权，贤人被谗，屈原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终身被流放，穷困潦倒，为此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虽发而作《离骚》。司马迁本人也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深深的体会，本来司马迁推言李陵之功，“欲广主上之意”，是怀着一片忠心，想不到盛怒的汉武帝误解其意，治罪于迁，迁入狱，遭腐刑，“肠一口而九迥，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如所如往”。然而司马迁并没被打倒，而是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发愤著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写史。

此外，这种“发愤著书”的精神付诸于创作实践，产生一种“文


如其人”的效果。如《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称其物芳”，认为《离骚》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香草美人，是因为作者自身品行高洁。司马迁本人在《史记》的创作中也体现了他个人的倾向，少年时代游历大河上下，遍访名师，多有豪情洒脱之气，所以《史记》在语言上也带了灵动之气，比之先前史文，文学性很强，因之有“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其次，司马迁受冤，对当局及历史有新的看法，开创“互见法”的叙事手法，使史实委婉巧妙的存留下来，在每篇后的赞中，他的观点也是那么的情意至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等。充满了对历史人生的感慨。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纪传体通史，无论在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司马迁在其中体现的“实录精神”和“发愤著书”及“文如其人”的文艺思想，也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成就，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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