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及其当代法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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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及其当代法治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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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其任宰执期间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对此，历史褒贬不一。自宋至清末，舆论压倒性的是批判。而清季以降，国事遭难，举国上下要求改革、革命的呼声渐起，以梁任公为首对王安石一转固有的批判态度，认为《宋史》之中其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结果，受梁启超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从正面评价王安石，基本上肯定王安石的变法。在王安石变法中，他一反儒家主流观念，试图以无畏的精神推行改革，但是这一做法却使得传统的权力控制方式受到了沉重打击，并为北宋衰亡埋下了祸患之一。

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被论者称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而加以褒扬。因王安石变法冲击了宋初形成的制度秩序，所以保守派以传统的灾异论、祖宗之法等为武器阻挠王安石变法的进行。但王安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不足对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反击保守派。这对突破旧时代旧观念的束缚，打破成见，推动政事进步的意义不言而喻，甚至对时下的旧制度批判也具有借鉴价值。 二、天变不足畏

天是古代皇权的合法性来源，并且对皇权的制约具有重要意义。从思想层面来讲，传统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及基本法律理念，无不肇基于宇宙存在原理的天理，或天秩概念，而且从周代开始就有了比较系统的天与政权关系的理解，所谓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天命观到了唐代被法制化，成为国家律令中的规范话语。从制度层面来讲，天命与君德具有内在联系的观念，使得天能够以拟制法律的形式用灾异论来影响现实政治。

宋代仍旧秉承了历代关于天的观念。靖康之难以后，大臣议论钦宗南归则名分何定，赵鼎言到上登基即久，四见上帝，君臣名分已定，岂可更议!可见天仍然被认为是皇权合法性的来源。《宋史》载：时禁臣僚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极言天变莫如通下情，遂除其禁。富弼以日食为契机，实现了士大夫越职言事的一次政治体制突破。因此，富弼本身对于天与灾异论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敏感。故此，当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然后上书数千言，力争之。而且天也是皇权自律的一种制约，六月乙卯，以去夜月食，出宫女百余人，以应天变修阴教，这正是一种自我约束的皇权之反应。 三、祖宗不足法 天命之下，皇权有其理念上的合法性，而继体之君则需要通过承继祖灵的方式来彰显其合法性。在人主以德得天下的逻辑下，历代开国之主是最有德的，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因此，开国之君往往多被神话衬托其不凡与神圣性，如《史记》载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又如司马光所言，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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