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阶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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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阶层固化问题及解决方式

工商企业管理09—1 马云志 0903112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经过数十位社会学学者历时3年调查研究，已取得重大研究成果，调查报告已于12日成书公开出版。专家们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专家也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流动机制不公平，“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不可漠视。

有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何以能够持续和稳定，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传统的乡绅管理外，重要的一点是不分贫富、不分家庭出身的科举制为底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现代社会研究也表明，阶层流通是一个社会稳定和持续的保证；而阶层板结或固化，将助长社会的绝望和无力感，最终导致社会不稳。“二代”概念日渐清晰，是社会板结、阶层固化的反映。

9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报道提到“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很容易让人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潘晓之问在当时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因为它代表了一代人的思想困惑。如今这种困惑卷土重来，而且解决困惑的难度更大。因为潘晓之问还仅在思想层面，而“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这样的困惑，却是对盘横在命运面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两座大山的绝望。思想层面的困惑，我们可以自己改变、解决；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对改变命运的阻碍，却不容易搬开。

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在社会阶层流通上我们是倒退的。正如专家所言，那时候人们还有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搞承包、考大学、出国留学，以及后来炒股、炒楼、弄创业板等，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但现在，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这让社会板结、阶层固化。

社会板结、阶层固化的原因，说到底是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对社会其他资源支配力太强。现实中流行“拼爹”游戏，“拼爹”就是拼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而打破“拼爹”游戏，唯一的做法是破除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对社会的支配地位。 可这又是很难。因为掌握着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制度设计者。让他们自我打破利益，要比当初改革开放还难。但不改革又不行，因为社会板结、阶层固化带给社会的将是绝望和无力感。当这种绝望和无力感成为整个社会底层的普遍焦虑时，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既然阶层固化及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固化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那么打破固化趋势，缓解不平等状态及其诱发的社会冲突，就必须借助体制力量。事实上，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动用公共权利的力量，改变社会不平等在代际过度积累的趋势，是通行而且有效的做法。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具有不同的性质，各自代际传递的方式和机理也各各不同，所以需


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比如，对于主要表现在公务员聘用和干部晋升中的政治资源代际传递，要从反腐廉政的角度加以规范，杜绝度身定制式的“萝卜招考”和“戴帽子”下指标的做法，根本上还要通过整治公权私用、规范公务员待遇来釜底抽薪。对于财富等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各种面向高收入人士的税收安排，来削弱代际传递。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无形的，其代际传递更具隐蔽性，前者主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减少徇私枉法来规范之，后者则要依靠国家向全体公民普遍提供为个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同教育有关的公共资源，来缩小不同阶层的人士在人生起跑点上的差距。所有这些平等化措施的着力点是确保尽可能的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只有机会公平了，所有参与者才能满怀希望地奋发努力，才能在失利时不怨天尤人、仇视其他群体或阶层，才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仍然发自内心、心平气和地面对社会不平等现象。

不管我们再如何要求共建共享，在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阶层与群体间的差距难以消除。那么问题就来了：判定不同阶层与群体间的差距合理合法的标准该是什么呢？就共识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社会群体愿意放弃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兼顾他者的逻辑又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公平正义”。 其实，公平正义并不是那么难以把握。无论是西方大哲罗尔斯要求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做出选择，还是中国圣贤孔子要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表述。你不知道自己未来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时，你的选择就算想偏心也不知如何去偏；面对你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最好就别去要求别人、更不能去强迫别人做。当我们求解社会问题时，当我们与其他群体交往时，能做到了这两点，也就做到了公平正义，也就会达成共识。

此外，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公平正义还应该特别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公平正义一定要坚守弱者的立场，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不是“傍大款”而是济贫穷。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这个时候就不能抽象地去谈什么所有权利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优势群体的发展权利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逻辑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世间的制度法律。

二是，公平正义不能下不为例。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相当一些群体的发达之路不规范。由于这些群体现在有势力有地位了，自然不乏一些趋炎附势的辩护之语，什么“功到成时就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应该赦免原罪，不要再提了，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我们讲，这一页不是不可以翻过去。但是一个群体如果不能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所担当，如何让其他群体服气，如何让其他群体可原谅。所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香港电影中的这句话是有些糙，可它反映的正是对公平正义的信守。

当我们坚守这样的逻辑去寻找共识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共识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此努力，中国阶层固化问题在解决上方能出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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