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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 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中国文学的自觉,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对魏晋时期为文学自觉的时代的论证,如下: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的观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有“文学”与“文章”的概念,但“文章”的含义却与汉代不同。曹丕所认为的文章有四: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虽然这种“文学”与现今的“文学”还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比汉人有很大的进步。其一是它将史传排除在外,其二是将诗歌同辞赋并在一起纳入到了文学的范畴中来,这种一减一增虽然可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是大大的纯净了文学的概念。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对“文笔”进行了清晰的辨析。在汉代,文笔是对各种文章著作的总称,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后来刘勰对其作了一个语言形式上的分析:“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也”这种分析也是比较粗浅的。再后来萧绎才从文学的性质上对其作了精确的辨析:“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篡,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种区分,无疑使人们对文学的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人们对文学认识清晰化,才有宋文帝时国家设立了与儒、玄、史并列的第四馆“文馆”。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有必要一提的,那就是曹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高度概括出来的“以气为文”这个命题。“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这里所认为的“气”自然不是哲学层面的“气”,而应该是指文人创作的一种气质个性,是不能模仿和传授的一种内在的东西。而由它便形成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这也不得不说是对文学概念的一种进步的认识。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是大大超前与汉人的,也是更接近与现今文学的。
(二).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文人和文学地位的提高,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因为艺术的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发展。”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一个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时期。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替十分频繁,汉代所形成的那种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已经是变得支离破碎,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在这种乱世之中,文人是不同于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虽然他们同老百姓一样感受到生活的艰辛,然而,文人是有思想的,他们的目光不仅仅是仅限于此的。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 ,所以,当时的文人思想是极为痛苦与复杂的。他们以无心去继续遵守儒家的传统礼教,不愿意再让它束缚自己的思想,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思考自己的价值上面。他们开始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追求自己感官上的享受。“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这正是当时文人的写照。同时,当时群雄并起,文人学士都受到各路地方势力的格外礼遇。为了网罗文人为己所用,他们都屏弃汉代遵循的以“德”取人,而是采取一种不问品德如何的“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们认识到自己才学的价值,使得自己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张扬,文学的抒情功
能也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文人们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志向,展示自己的个体精神世界,“使得人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除了文人的地位提高之外,文学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提高。按照传统观点,著书立说被看作是人生中次要的事情。孔子有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正因为如此,才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为之不朽。”的说法。然而,曹丕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文学从一种次要的位置拔高到与德行一样,是最高之不朽。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贵贱荣辱都不值一提,那都是空虚的,人不必以其作为人的成败得失的标准,而只有文学创作才有可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这无疑是对文学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褒扬。而上述所有的这些,是汉人所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才促成了当时文学独立的、自然的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主题和体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的主题和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前代无法比及的。在创作主题上,有的抒写胸怀大志的,如曹操的《观沧海》 ;有的表达渴求建功立业的,如曹植的《求自试表》和《白马篇》 ;有的描写动乱社会人民苦难的,如曹操的《蒿里行》 ;有的倾诉思妇之苦,如曹丕的《燕歌行》 、潘岳的《悼亡诗》等;有的描写山水田园风光的,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 、谢灵运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等。除此之外,还有抒发行军之苦、叙述个人遭遇、阐发玄言义理的,几乎网罗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创作体裁上,五言诗在曹氏父子的努力下,进入了它的发展繁荣期;七言诗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比如说曹丕的《燕歌行》就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成熟的七言古诗。抒情赋、骈文都进入了它们的高峰期。同时,小说和格律诗也初见端倪,如《搜神记》。而曹丕的《典论·论文》 、陆机的《文赋》 、刘勰的《文心雕龙》 、钟嵘的《诗品》这些重量级的文学专著的出现更是使得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站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从上面所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结论。中国的文学自觉由此始发,纯文学也便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可以这样说,后来唐宋文学的兴盛正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之上的。也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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