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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者:贺红兵
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3年第12期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经历的一种趋势。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我国的城镇化比率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城镇化的问题得到了更多的专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 “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二五规划再次提到,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2年12月15日-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这个词汇现如今频繁地被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使用,其实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就一直在向城镇转移,和城镇化类似的概念早就被反复提及。
与城镇化这个概念很类似的概念还有城市化、都市化等。城市化这个词是个舶来品,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城市化这一阶段。而城镇化这个词出现的较晚,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这两个词其实在英文中都是同一个词汇(Urbanization),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又常被译成“都市化”。由于“Urban”包含有城市(city)和镇(town),国外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它们的镇的人口规模比较小,甚至没有镇的建制,“Urbanization”往往仅指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所以称之为城市化。而在中国,由于很多集镇规模与国外小城市人口相当,在发展过程中,我国农村人口不仅向城市聚集,而且还向城镇转移。为了区分和强调这个特点,有些学者就使用城镇化这个词。
过去我们在探讨城市的发展时,用的较多的是城市化这个词汇,而现在城镇化这个词汇被用到的频率明显上升。城市化和城镇化这个词本质上差别不大,都是强调农业人口向工业、服务业转化的这一过程,但是并不完全等同。许多发达国家农村非农化和城市化是连在一起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实现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两个词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非农化不等于城市化,农业人口不需一定要进入城市,可以在农村办工业、第三产业,发展小城镇同样可以吸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的本义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不管转移到城市还是城镇,只要由在农村从事农业转变为在城市和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均可谓城镇化。
城镇化和城市化这两个名词之争由来已久,20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过城市化和城镇化之争。1983年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报告,掀起全国研究小城镇的热潮。费孝通扎根于中国农村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认为小城镇是人口的蓄水池,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主要的出路;乡镇工业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开创城乡互惠的局面。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随着我国小城镇建设和的发展和政府政策性的倡导以及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城镇化的提法逐渐流行。进入20 世纪90年代以后, 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而来的城镇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乡镇企业的低产出以及对土地资源的浪费越来越严重,乡镇企业走向低迷;与此同时,我国大中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
聚集效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中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后来由于社会各界对小城镇建设展开反思,城镇化这个词逐渐淡出视野,城市化这个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大城市人口的不断聚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凸现出来。我国城市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各项配套设施不完全、社会保障覆盖面很窄、产业支撑不强大。社会管理还不完善,难以接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贫民窟、高犯罪率、高失业率等问题虽然在我国大中城市里面还不明显,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大中城市已经出现了高房价、PM2.5等污染物严重超标、交通拥堵等严重、社会治安变差等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后造成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目前农村主要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也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正因如此,我国现在提倡新型城镇化,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只能选择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化,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并提出2020 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目标。
从城镇化、城市化到新型城镇化,其实本质问题都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大大提高,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逐渐向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过程。我国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迫切的问题。
首先,城镇化率名义上较高,超过50%,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学者通常以“半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来表述这一现象。据统计,2011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2.52亿左右,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在生产线或者建筑工地劳动,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享受完全的社会公共服务,多数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而且基本不能享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也没有公积金制度,他们的收入也比从事相同劳动的其他城市居民要少很多。这种城镇化只能是一种半城镇化,大量农民工并没真正融入城镇,依然处于周期性的“钟摆式”和“候鸟型”的流动状态。同时,地方政府缺乏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应财力,中央财政缺乏相应的支持政策。也就是说,在看到城市居民总体收入较高的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居民中出现了高度的分化现象。新的贫困人口可能有一部分出在这部分“城市里的农民”身上。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城市中去了。除了农民工之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型“北漂”、“南漂”,也需要加快融入城市,解决市民化问题。
其次,产业发展滞后于城镇化的建设。城镇化的进程需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城镇化不只是把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就行了,还要使得他们都能在城镇安居乐业,这样就需要解决他们的就业、安居等问题。现阶段我国大量的中小城市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开发区、实验区、新区林立,新建楼盘大量涌现,然而有些新城却成为了“鬼城”和“空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地方城镇化超前产业的发展,没有能够容纳足够多的劳动力就业的工业和其他行业的支持,人口难以聚集,规模经济无法发挥,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否形成城镇的产业发展优势、形成产业聚集是很关键的环节。因为一个地方没有繁荣的产业,相应的教育、医疗等配套硬件就不可能发达,也就很难吸引人的迁移。城镇化的过程,有自身的逻辑。无论是工业化带动、高科技带动、服务产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带动等等,从产业发展,人口聚集,收入增长,基础设施建成,公共服务配套,都依托于经济发展,形成于建设开发,成长于社会服务,优化于持续提升。但无论从城镇化率的数据提升,还是从城镇化质量升级,城镇化本身,需要产业发展作为基本的动力。
再次,农业效率低下。城镇化的前提是农业快速发展,农业效率提高,能提供城镇人口所需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只有这样,从而才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事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才能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现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粗放式经营导致了高投入低产出,土地利用率低下、分散经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发展吞噬了大量的农业资源,使后者赖以持续的物质基础更加薄弱。这些都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此外,农民的收入很低,加剧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使我国很多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导致农业后继无人,进一步对农业劳动效率造成破坏。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应遵循工业化与城镇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规律,并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的城镇化机制,推动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导致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只能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为支撑、四化同步为关键、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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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关于我国城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学术界,2013.01
作者简介:贺红兵(1978-),男,湖北省竹山县人,数量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鲁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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