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论语》中的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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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解读：《论语》中的中庸

《论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中庸章句》）就是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平常不变之理。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谁好些？孔子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于是子贡以为子张较子夏为好。子贡的想法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对于不及的错误和危害，一般人都比较清楚，而对于过头，人们常常会觉得过头一些总比达不到好。尽管事情搞砸了，至少动机还是好的，方向还是对的，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革命和建设中，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流行过左比右好的思想，宁左勿右。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孔子说“过犹不及”，纠正了这种想法；不要以为过比不足好，过和不及是一样的。

从正面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标准：凡事都要力求无过无不及，不过头，也不不够；也就是一切要适度，恰到好处。《论语》中许多地方体现了这一点。 孔子评说《诗经》: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而情之所发，都要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欢乐，但不放荡；有悲哀，但不至于伤身，就是适度。

仁者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而喜怒爱恶同样要适度。《论语》记了一个故事：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 公西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粮食。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加一些。孔子说：“给他十六斗。”冉有却给了她八十石。孔子说：“公西赤这次去齐国，乘坐的车子驾着肥马，身上穿着轻暖的皮衣。我听说过，君子是只周济急需救济的穷人而不接济富人的。”冉有的做法过头了，受到孔子的批评。 孔子还说：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

对一个人，爱他，就要让他生；厌恶他，就巴不得他死。既想要他生，又想要他死。这就是惑。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也可看到，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有点小事闹翻了，就恨不得要人死，甚至真动手杀人。这就是惑。辨惑，就要懂得无过不及；爱也好，恨也好，不能走极端。走极端就违背了中庸之道，就是惑。 孔子又主张“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就是依道义原则报怨，也是适度之意。正如孟子说的，“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从不做过头的事。 对于物质财富，《论语》说“不患寡（贫）而患不均”。均，不是平均，而是要各阶层人都能得到其应得的份额；富者不过富，贫者不过贫。“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也就是无过无不及，适度之意。

无过无不及是全面的，既要求无过，也要求无不及。可是孔子说“过犹不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着重在“无过”的方面。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子贡“过比不及好”的思想，代表了一般人的思维习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事实上，长期以来，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深远，危害巨大。时至今日，2500多年之后，还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其影响。

所以孔子特别提出“过犹不及”，实在有深远的意义。


不偏不倚，人们常会理解成在两端之间选择中点，与两端保持等距离；或在不同意见之间调和折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一种误解。 为求准确的理解，先看《论语》中的相关内容。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 所谓狂，指有很高的志向；狷，指有所不为。狂者志高，积极进取，但疏于实行；狷者偏于保守，缺乏进取，但是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不同坏人坏事同流合污。两种态度，一激进，一保守。孔子认为二者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有所短，并非理想；理想的是得中行而与之。中行，就是不要偏于狂或狷、激进或保守。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既能进，也能退；兼得二者之长，而避二者之短。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两端，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扣，叩问，探究。竭，穷尽。扣其两端而竭，就是对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探究清楚。 这两段都是说，事物有两端而非单一，认识事物和为人行事，不能偏执一端。不偏不倚，就是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两端，不偏于一端。

不偏不倚，不是半斤八两，各占一半，而是对两个方面都做恰如其分的评估，不夸大某一面，也不缩小某一面。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无过无不及，适度。 一个例子：《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管仲辅助桓公以和平方式成就霸业，维护了华夏礼乐文化，体现了仁的文化理想、社会理想。所以孔子说“如其仁，如其仁”；后者是说日常行为，管仲有不知礼和违礼之处。这是管仲的两面。管仲维护华夏文化之功不能掩其不知礼之过，管仲不知礼之过亦不能掩其维护华夏文化之功。孔子不因肯定管仲之功而讳言其过，亦不因见其过而抹煞其功。这两面又不是半斤八两，一半一半，而是有轻重、有主次。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一部《论语》，孔子明确许以为仁的，只有“殷有三仁”的微子、箕子、比干，孔子弟子中只有颜渊“三月不违仁”。他评价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和他批评管仲器小、不知礼，其中轻重主次极其分明。这亦是不偏不倚中道之体现。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要求，有着普遍的重要意义。宇宙一切事物，无不有其两端，扣其两端而竭之，是认识的基本途径；而只见一端，片面偏激，左右摇摆，却是常见的通病，屡治不愈的痼疾。联系现实中诸种现象，可帮助我们理解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及其重要意义。 文化发展，有其时代性，又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表现为文化的变革，民族性表现为文化的传承；时代性体现出特殊性，民族性体现着普遍性。这是文化的两端。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是只执一端，或只见民族性、普遍性，全盘肯定；或只见时代性，特殊性，全盘否定。在这种偏执的思想方法支配下，陷入两极对立的争论中，无法摆脱。双方观点结论针锋相对，而思想方法则一，都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偏执于一端。要想摆脱这种状态，求得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上来，扣其两端而竭之，全面认识把握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世事发展，也有两端。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顺境，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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