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银相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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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相饰的悲剧

—评电影《银饰》

电影《银饰》是由平民作家周大新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这是一部关于人性题材的悲剧。周大新着力于从传统文化与人性的律动关系,走进历史,切入人性。周大新的小说文本通过透视传统文化负面因素与人性变异的关系——人性压抑、扭曲等呈现出人性的悲剧性。黄建中以善于挖掘非人环境中的人性之美和对人性内蕴的深厚把握而广受好评。在相同题材的表现上，黄建中一改《大鸿米店》以阴郁、凝重的画面契合主题的影像表达形式，而采用纯美、清新的画面色彩来反衬《银饰》的主题，以一种平缓的行云流水般的镜头语言来铺展人在特定境域下人的生存状态。

如果说《大鸿米店》的片名本身提供了故事场景发生地并展现了一个形形色色的舞台具象的话，那么《银饰》却通过一种具体的物——银饰，为整场悲剧的延伸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线索。故事发生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那是一个强调男性主导地位和女性附属价值的时代，以男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道德观念是排斥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浸润之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影片《银饰》中碧兰夫人（孟尧饰）只能被禁锢在私人领域,即家庭中,成为男性私生活的一部分，她有美丽的容貌、高贵的身份却没有表达的权利，华丽的生活形式之下碧兰焦灼枯萎的内心世界和生理需求被隐弃在明德府耀眼的门牌下。她被限制在深闺大院中，与外界接触的形式非常单一，通常大多存在于购买私人物品的交易中，通过打造银饰，以一种那个时代传统所允许的合理方式拉开了她与小银匠故事的序幕,这就建立了碧兰的庭院生活与外在世界的一种沟通，即使只是银铺，即使只是与地位卑微的银匠，但这足以为她走出七年的欲望禁锢闪出一条狭窄的道来，即使这在她自己看来仍然不够光明。

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一样被时代道德场域所允许的行为方式是试戴脚镯，这使得两人有了最初的身体接触，同时小银匠从碧兰脚上的血痕似乎发现了某种隐秘，在影片中血痕不过是层层揭开碧兰夫人真实生活的一个引子，小银匠（谷洋饰）油然而生怜悯之心和爱惜之情，碧兰开始了自我拯救自我放逐的历程，她对小银匠说：“我想请你帮我买样东西!”于是碧兰在试图杀夫并自杀的设计破产之后，开始了她危险的自救历程。种种银饰也在装点了碧兰生活形式的华贵和隆重之后，开始以银饰为媒介掩饰碧兰反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影片中银饰以及银铺本身不仅仅是影片叙述的媒介，更是一种沟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物质形式。

银饰在片中的特定价值还在于它是剧中另一悲剧人物吕道景（王同辉饰）异装癖和同性恋的符号性特征。正是通过银饰这样具有阴柔气息的女性饰品划开了吕道景与传统男性世界和主题话语的界限，而他对美丽妻子的逃避和性的厌恶将自己彻底边缘化，而吕道景的悲剧正是从非正常的性心理取向开始的，明德府赫赫的声名并没有带给他幸福的一生，反而在普遍性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评价中他只能采取一种更为顺从的姿态，因此最终他只能选择以自残身体的办法来压制自己的不正常心理和行为。当忍耐到了极至的时候便有了抗争。当吕敬仁质问：“为什么偏要戴银饰装女人?”他这样回答：“戴上银饰，看见自己像个女人，心里美。”他终于肯坦然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即使是在今天，这样的行为也是难以得到普遍理解的，何况“明德”二字的褒扬岂容他妄求自己想要的自由，自由的反面便是奴役。哪怕他说：“我不想要啥子声誉，我只想按自己的心愿快快乐乐活几年，爹，我好歹也是一个人，你既是不让我走，能不能让我按我自己的心愿去活两年，就是我做啥事你都不管，这样只活两年，我也就心甘了。也算我没白来人世走一遭。”即使是这样，吕道景所苦苦追求的卑微权利仍然淹没在传统道德的历史洪流中，诸如吕道景这样的少数个体的价值是根本不为重视的。它也必须隐匿和沉没于主流传统心理中。银饰以及女装所能带给吕道景的内心满足与快乐只能


隐秘的存在于他自己的世界，却是为外在世界所不齿和嘲笑的。最终他只能以“我死也不做明德府的人”作了无声又无力的反抗。

吕道景与银饰的另一重关系表现在他发现碧兰与小银匠偷情后，这种践踏夫权权威和男性尊严的行为并未使他大发雷霆，反使其暗中窃喜，对他而言难言的负累终于有人承载了， 他深知这与道德礼仪完全相悖，因此他以这个惊天秘密与碧兰达成了一宗交易——那就是要求小银匠定期给他打制银饰。这为碧兰窃银、偷情的隐情在吕敬仁夫妇面前的最终暴露也埋下了伏笔。在这里银饰的符号特征再次界定了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廓清了女性的审美取向和男性的审美取向。

银饰在片中还是强势主体——吕敬仁扼杀弱势主体——小银匠和碧兰的一种铺垫。吕敬仁维护和加固家族名声的形式是以打制银饰为名致使小银匠生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正当性的理由，而他借刀杀人的工具恰恰是老银匠仇恨心理支配下所打制的特制银项链，银饰完成了故事的悲剧性结尾。而吕敬仁的阴狠毒辣和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般。在吕敬仁那里银饰成为典型的工具，所不同的是他所美化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吕敬仁的行为动机，它为吕敬仁的这场安排作了精巧的衔接和恰到好处的修饰。当他对夫人说：“那就把你看见的烂到肚里，彻底忘掉”时，一场阴谋就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了，一切在他的操控中。从他圆滑处世的官场哲学和家庭管理的权威统治来看，他又岂是善罢甘休之辈。以他不惜骨肉亲情也要捍卫“明德”二字的举动，永远烂在肚子里的处理方式哪是吕敬仁的作风？通过定做大量银饰这样一个合理性的行为选择展开他维护家族名声的步骤，即使是死后的碧兰和吕道景还要为他所要的名誉和德行添上闪亮的一笔，“人们都感叹碧兰这短短一生活得值得” “长子吕道景为忠贞于碧兰，发誓不再娶”。最终“明德府”三个字又用银粉刷了一遍。

悲剧是“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观描述，精美的银饰在影片中频频出现增添了画面的细腻质感和时代的历史空间感，但是碧兰夫人尊贵的身份之下苍白无奈的生活不也正是通过银饰试图营造一种完满的生活图景吗？也恰恰是银饰终结了她拯救自我实现自我的生活理想。而吕道景越是痴迷于收藏银饰佩戴银饰，越是偏离于主流社会主流价值，便越是隐喻着其不可逆转的人生悲剧性。影片《银饰》的悲剧性价值内蕴在于它能唤醒人们灵魂深处的尊严感、价值感, 即使是对吕道景这样的社会常态之外的主体也赋于了人性的关怀和描写， 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观众对时代湮灭人的自由和人之间的情感这种生存境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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