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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南北宗论刍议
作者:周 巍
来源:《美术界》 2012年第10期
我们绘画历史的发展,在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整理之前,由于材料的真伪的谬误和历代理论家不同的观点影响,使部分历史事实失掉了他的真相,在这些伪史料中影响比较广泛、流行时间久的,笔者认为还是“南北宗”时期。
董其昌硬是要把自唐以来的山水画分为“南”、“北”两大支派,也没有去理会那些画家创作上的思想风格、手法和形式,便强把他们说成是各继承了“南”“北”其中的某一家,且寻出唐代的王维和李思训作为这两派的“祖师”,最后还给了一个定义——崇南抑北。而大多数画画的人认同南北宗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认真地去研究其中的谬说,只是人云亦云罢了。在晚明乃至整个清代,南北宗论打着董其昌的旗号,逐渐成为一种权威理论,进而演变为描述画史的常识以及评判作品的套语。
董其昌的这一谬误,经过三百多年,“南宗”、“北宗”已俨然成为当下部分画家的口号,已成为习惯的一个名词,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符号来代表一种内容,但是不足以包括内容的符号,还是不正确的啊!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南北宗之论,只是他暮年不负责任的‘漫兴’之谈。但因他的声名地位之高,遂使吠声逐影之徒,奉为金科玉律,不仅平地增加三百余年的纠葛,并发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思训、昭道)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伯骕以及马(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一派)微矣。
又云:“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 王维) 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 李公麟) 、王晋卿( 王诜) 、米南宫( 米芾) 及虎儿(米友仁),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 黄公望) 、王叔明( 王蒙) 、倪元镇( 倪瓒) 、吴仲圭( 吴镇) 皆其正传。吾朝文( 徵明) 、沈( 周) 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所当学也。”
从董其昌的话中可以归纳几点:一、山水画在唐时就分为了南北二宗;二、“北宗”以李思训(图一)为主,用着色法,“南宗”以王维为首用“渲淡”法(图二);三,南北宗各有相传的人;四、“南宗”是董提倡的,而“北宗”是戾家画,不值得提倡。
即使依据唐、宋、元以来派别师承来说的话,董的南北学说便已经站立不住了。第一,在明末以前,上溯到唐代的史料中,从来没有南北分宗的记载,虽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如下记载:若论衣服车輿,士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不知京洛之盛。这里指的还是唐代之前的人物山水画,于晚明时期的“南北宗”毫无关系。
第二,至于南宗的“祖师”王维在晚明前的记载中并无如此之高的地位,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把王维放在吴道子、张璪、李思训之下,《历代名画记》记“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李思训、昭道父子,对于王维只是提到“重深”的评语,所以“祖师”的头衔有点夸大。
按董的说法北宗应是着色山水(着色),南宗王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渲淡)为两家的家法,其后或以作家的产地为标准,或以所画山川景物为标准(大多数人持此观点),所谓的“南宗”诸家也常有用着色法(如董源所绘图三),所谓“北宗”也有擅长水墨渲淡之法的(如马远、夏珪等)。王维、荆(浩)、关(仝)等都是北方人,刘松年、马远、夏珪等都是南方人,“南北宗”中分类正与其相反。
第三,唐人说张璪的画品高于王维,怎么能算是传承于他的呢?关仝、李成、范宽是学荆浩的,而荆浩又是学吴道子和项容的,《图画见闻志》中记“采二家之长,成一家之体”与王维并无关系,赵斡、刘、李、马、夏在史料中都没有见过是源于二李的说法。董说:“米家父子宗董、巨,稍删其繁复,独画云仍用李将军钩笔,如伯驹、伯骕辈。”又说:“见晋卿瀛山图,笔法似李营丘,而设色似李思训。”
第四,董其昌也曾“学”或者是希望学过他所谓的“北宗”的画法,他曾说过:“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又云:“石法用大李将军《秋江待渡
图》。”“赵令穰、伯驹、承旨三家合并,虽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虽纵而有法。两家法门,如鸟双翼,吾将老焉。”既不当学而又为何想学呢?
看了上面的叙述和考证,可知道晚明时的“南北宗”说绝不可靠,南宗论问世以后,得到了文人画家的普遍拥护。董其昌称道倪瓒,认为“ 荒率苍古”胜赵令穰,“ 幽淡”出赵孟,黄、王、吴“ 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 倪瓒) 古淡天真,米痴( 米芾) 后一人而已”,在元山水四家赵盂、黄公望、王蒙、吴镇中,汰去赵盂,加入倪瓒,提出:“ 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 画旨》) ,一言定鼎,从此,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是元四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中国画史上公认的文人山水画最高峰。董其昌把淡泊、超逸的水墨山水画定为正宗画, 提高了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对于董其昌和南北宗论褒贬不一,从中亦可见其影响深远。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篇》特设“ 宗派”一条,对南北宗说的偏颇提出异议,认为“ 天地之气,各以方殊。……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
总结的来说,是非科学的,动机是自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艺术命题在一定程度也发展了山水画,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作为一个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学说,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品位的。
参考文献:
[1]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2] 曹玉林《. 董其昌与山水画南北宗》,上海书画出版1999 年版
【周巍,湖北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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