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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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谏太宗十思疏》

作者：申龙

来源：《新高考·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21年第05期

话说贞观中期，唐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唐太宗作风大变，逐渐骄傲腐化，追求珍宝异物，大修庙宇宫殿，四处巡游，劳民伤财。仅贞观十一年，先下令修建飞仙宫，后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去济源狩猎。老百姓为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有的大臣向唐太宗进谏，太宗竟然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头脑始终冷静且性格刚直、才识超群的诤臣魏征顿感危机，再这样下去大事不妙，贞观政绩有丧失的可能。为了维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在这一年的三月到七月，五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给太宗上了四疏，《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的一篇。 劝谏的语言艺术

这臣子批评皇上可不能直接说，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勇与大智。就算唐太宗在这方面比较开明，可皇帝也是人，也有非理性的七情六欲，很难避免一时之喜怒哀乐。臣子的言辞过于激烈，不注意沟通技巧，不但不能达成劝谏的目的反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里极其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开篇就绕弯子：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第一段便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树木和河流的“长”“远”与享国之“安”关联，正面阐述“积德义”对于“国安”的价值。连用三个句子构成排比，两个作设喻，一个明事理，把“积德安国”这个抽象的道理用“固本求长”“浚源欲远”这种生活常识进行比喻，浅显易懂。正面说了还觉得分量不够，为了让唐太宗认识到这样做的危害，又从反面申述，紧扣上层三个排比来申述，“德不厚”想“思国之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国之理”，《旧唐书·魏征传》《文苑英华》等作“国之治”，《册府元龟》《文章辨体》等又作“国之安”。同一文本在不同古籍中存在文字差异，又是为什么呢？有时是为了避讳，好比“理”字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而改。可魏征此文写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李治即位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六月，这时魏征已去世，做出具体修改的人是谁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查资料，这人是撰辑《贞观政要》的吴兢，他生活于高宗至玄宗期间，将魏征疏文中的“治”改为“理”是情理之中的事啊。“理”作为“治”的避讳字其实是名词作动词用，有“治理、统治”之意。


最后魏征进入了正题，由人君地位说起，结合开头的设喻，从反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样的一番苦心其实很容易被皇帝误会，过分地显示自己的高明往往容易让别人生出被说教的感觉，这可万万使不得。为了不让皇帝产生这种联想，魏征马上说道：“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通过自贬为“下愚”，也就是最愚蠢的一类人，来抬高君主，使对方耳听直言心悦诚服。皇上那可是“明哲”，也就是明智睿哲的人。最愚蠢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不消说，明智睿哲如皇帝，自然是了然于心的。 “为人君”者如何行？

而明白了“积德义”的道理还不够，还要落实才行，具体怎么“积”呢 魏征自有妙招：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这是在宣扬皇权神授论，与魏征的封建忠君思想分不开。回顾历史，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几乎所有人君都不能善始善终，究其原因：没有取得天下时，内忧外患，因此能够团结臣民，竭诚待下；一旦得了天下，成为了君主，便难免放纵情感，轻视他人。更進一步发展，就容易滥用刑威对付百姓。哪怕有时候想要施仁义，百姓也只会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所以侥幸逃脱，并不会对帝王感恩怀德；即使表面恭敬，但内心是不服的。历代帝王不能善始善终的最根本原因是忽视了人民的力量。这股力量像水一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换言之，人民积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最终推翻暴君的统治。文章把国家的安危与民心的向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对历史经验的认识， 是古代的统治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实属难能可贵。此外，魏征还提出“念高危”“惧满盈”是执政者应具备的危机意识。因为执掌政权“取之易，守之难”。有这种意识，执政者应该做到“思谦冲而自牧”“思江海下百川”，自己位高权重时，应该谦虚和蔼，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如果害怕因自满而会带来损害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能够容纳千河百川的度量。执政者在陶醉于游山玩水和出围打猎时，要想到古代帝王一年中只准出游打猎三次的规定；懒惰懈怠时，要想到办事必须善始善终的道理；忧虑情况不明而踌躇不决时，要虚心采纳下属的意见；当有些谗言和邪念影响自己时，就应该端正自身而斥退这些不好的东西；当对臣下进行奖赏时，要想到是否因自己一时高兴而滥赏；要处罚臣下时，也要想想自己是否因盛怒之下而胡乱惩治他人；谦虚待人，礼贤下士。作风上“戒奢以俭”；工作上“慎始而敬终”。面对不可见的危机，一定要谨慎思考，否则就如“奔车朽索，其可忽乎”。那为人君者该遵守哪些准则呢？且看下段分解：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


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这十条准则可以概括为“五戒”：“见可欲”“将有作”戒奢侈；“念高危”“惧满盈”戒骄傲；“乐盘游”“忧懈怠”戒纵欲；“虑壅蔽”“想谗邪”戒轻人言；“恩所加”“罚所及”戒赏罚不公。这当皇帝着实不易，要一直严格约束自己不可松懈，连任用臣子都不能随心所欲，要“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赏罚更是要公正，不能凭着自己的好恶、喜怒随意地奖励或惩罚臣子，要尽可能地少掺杂私人情感。“十思”所陈述的其实是君主对民、对臣、对己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君主的行为合乎这样的道德准则，就能得到臣民的忠诚报效。这样朴素的思想其实不仅对唐太宗有用，对后世乃至现代的执政者都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做到了这些不容易的事，文章结尾回到太宗热衷的游乐上来。一时的节俭，换来的是未来更加尽情享受“豫游之乐”，而且“可以养松乔之寿”，也就是可以长命百岁，还不用“劳神苦思”，让下臣去发挥聪明才智，轻轻松松便实现了“垂拱”而治，享“无为大道”。

且不说这长命百岁、无为而治的局面是否能达成，太宗读到这儿肯定是心情舒畅的。克制自己的情绪、欲望、喜好固然难受，但好在有盼头啊，总有一天可以恣情享乐！理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看了魏征的奏疏后，有“手诏”回复，明确表达“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尽显从谏如流的风范。魏征死后，唐太宗极为伤感地对众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魏征作为诤臣的巨大价值。

（本文作者申龙系上海市延安中学高级教师，曾被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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